從時間上看，中國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有醫官的國家。《周禮·天官》記載了當時設立醫官制度的情況：“醫師上士十二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人，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有關醫官的職責，鄭康成的《周禮注》說：“醫師，眾醫之長。”即由國家設立醫官，管理全國的醫療工作。王安石的注，則更加具體地解釋了醫官的工作分工：“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故有府以藏，使醫分治疾瘍，稽其事，制其食，且有政令，故有史以書，有徒以役，諸醫受政令于醫師，聽其所令，則無用府史胥徒。”按照歷史學家的新看法，周朝已經是一個封建社會，在醫事上能夠有這樣完備的體制，也說明當時社會文明達到了較高的程度。

　　醫，原字是毉，從巫，醫音。這意味著，醫與巫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外國的情形我們不太清楚，中國的醫學是從民間巫術發展而來的，這一點人類學者和民俗學者都作過認真考證，想必是可信的。

　　中國有關歷史文獻也常常有“巫醫”或“醫巫”的記錄，如《尚書》、《大誥》、《康誥》、《說苑》、《韓詩外傳》等。上古人民對疾病缺乏認識能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碰上疾病，除了生理上的痛苦外，心理上的恐懼似乎更嚴重更難以克服，這時候求助於巫是自然而然的事，巫的祝禱、祈禳與咒語，是否真的能夠治病，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巫術，他們對於生命就有一種依託和安慰。但隨著人們用藥經驗的逐漸豐富，人們在巫術之外，更加廣泛地使用植物藥及其他自然藥物來治病，並且由此增加了對藥物的信任和依賴，這樣巫與醫就開始分離了，當然這不是說巫的影響和作用就沒有了，事實上直到今天為止，幾千年巫的影子還沒有能夠從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完全抹去。

　　醫藥在社會日常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來越大後，一種新型的職業醫人亦隨之出現了。

　　周代醫官制度，是在巫與醫分離，醫人取代巫師的主要地位的條件下正式建立起來的，它一方面體現了對醫藥的社會性功用的重視，一方面又是對醫人職業工作的強化和規範化，醫人的社會身份，借此得到了權威性的確認，他們成為上至宮廷下至民間不可缺少的技術之士，成為受到人們普遍尊崇的人。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一書介紹說，王與卿大夫的疾病，由醫師負責治療，一般平民的疾病，由疾醫負責治療，另有食醫，負責宮廷王族飲食的營養衛生，還有瘍醫，負責治療腫瘍、創傷。醫人的職業化，通過這樣細的專業分工，得到了充分體現。從醫學發展的角度講，周代的醫官制度，顯然有利於促進醫人技藝能力的發展，有利於中國醫學水平的提高。事實說明，遠在西元前11世紀～前8世紀，中國的西周顯然已經擁有了自己獨立的醫術，這在世界醫學史上是了不得的事情。隨後的幾百年間，著名的醫學人才紛紛出現，只不過由於史籍不全，很多著名醫人和他們的醫學事迹都淹滅難尋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如春秋時代名叫緩、名叫和的兩位良醫，偶爾在有關典錄中露露面，就已顯示了他們高超的醫術，還有戰國時期的扁鵲，直到幾百年後的漢代，由太史公司馬遷為他寫了傳，從傳中人們才得知扁鵲的知名度在那時簡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同時，醫人們的醫學著述，也像醫人失傳一樣，未能名之於世。

　　以春秋戰國時期學術的興盛來看，醫學方面的建樹似乎不會默默無聞，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黃帝內經》這一中國醫學史上的曠世之作和最高經典，它的著作時間，絕對不會遲于秦漢以後。《黃帝內經》最初的著者對於博大精深的中國醫學理論體系開創性的建設，與醫官制度在周代的建立，應該是同步的，文明之代的周朝，也完全有足夠強大的文化能力産生這部醫學大書。至於書中的一些文字表述帶有秦、漢以後的歷史痕迹，則完全有可能是秦、漢時有人對它進一步整理編撰的結果。稍後幾個世紀出生的孔子，對過去了的西周，充滿了文化上的敬意，他總是不由分說，就堅決表態道：“吾從周。”對於中國醫學的光榮歷史，假如我們也學習孔子的態度，沒有什麽不可以的吧。

　　然而離開醫學本身，從政治上談周代的醫官制度，就會談出另一種非學術的話題來。不論什麽制度，建立制度的目的都是為政治服務的，因此談周代的醫官制度，亦免不了涉及中國王朝社會的政治特點。既然醫人在全社會已經成為不可缺少的技術力量，那麽使他們成為王朝政治的一部分，應該是統治者很容易就想到的，否則怎麽會有“掌醫之政令”一說，並且設為王朝中的天官呢。醫人廁身廟堂之上成為醫官，由這一地位的特點看，其政治性意味相當深刻。

　　從有關史料可知，周王朝的統治者，確定“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看起來屬於“為人民服務”，這自然是天下為家、“天子牧養萬民”的意思，不用說作為治民術，這一舉措政治意義十分重大。然而關鍵之處卻又不在這裏，而在統治者首先把自家的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最好的醫療保健人才——上士，首先是要收來供自家使用的，這正是以天下為家的另外一面，一種王朝政治根源性的自私自利的一面。

　　周王朝的統治者是非常聰明的，他一想到政治的最終目的並不在於民，而在於治民者的生命利益，“人民”兩個字就放到後面的次要位置上去了。想當初，神農氏嘗百草發明醫藥的樸素的人道情懷，是再也不會重現了，原因就在於有了醫官制度。制度之下，人道不彰，這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周代既已開了先例，後代統治者們沒有一個不這樣效法的。到了戰國末期的秦國，就有身背藥囊，站立在朝班中的侍醫。這還不算過分，因為打那以後，變本加厲的不知有多少呢。出於統治者越來越膨大、永遠也填不滿的政治私欲，他們不僅一般地要求宮廷醫師治病與保健，而且把享樂主義和“萬壽無疆”的神仙理想這些事情也交給了他們。在宮廷裏，禦醫們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為皇帝的性放縱提供種種醫藥服務，以及為皇帝獲得長生不老研製大內秘丹。遠一些的如漢代的倉公淳於意，他好像知道皇帝的心意，所以不肯進入宮廷做醫官，但倉公不去，皇帝面前未必就無人，漢武帝那麽熱衷長生不死，身邊的禦醫們總會為他提供最好的醫藥條件的。而唐代的孫思邈八十多歲還被唐高宗召入京師，做了一個承務郎，說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醫藥顧問。唐代皇帝在個人享樂方面的要求和對神仙道教的幻想是出了名的，孫思邈入朝以後，沒聽說過給誰治病，倒是不停地在京城裏談玄論道，個中情由可想而知。近一些的，有明代的宮廷醫師，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歷史上留下名字，是與臭名昭著的嘉靖皇帝、隆慶皇帝，以及獻藥、紅丸這些宮廷鬧劇和醜劇聯繫在一起的。最能看出醫官制度的政治腐敗和文化腐朽的，應該算是明代了。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費振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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