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明义

我们怎么称呼「残障」，和怎么对待「残障」是密切相关的。一个社会对待「残障」的文化到一个水准之后，才可能让「残障者」发展本身的文化……


一对听障夫妻，有一个五岁的听障女儿。父亲在华尔街工作，收入及家境都在中上。家人之间，以手语沟通十分自然。但是漂亮活泼的女儿开始有一个要求－她还是想听听其他朋友到底是怎么讲话的，想要装一个可以帮听障者拥有听觉，并且进而学习发声说话的「电子耳」。


父母亲陷入了两难。要装「电子耳」，应该尽早趁幼年的时候进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女儿在心智成熟之后，才自己判断到底需不需要装「电子耳」。于是他们针对「电子耳」技术四处进行探访、辩论－辩论「电子耳」对听障者到底带来助益还是另一种障碍。

因为，他们认为无声的世界是美妙的；和手语沟通比起来，言语沟通是粗糙的。他们不忍心让女儿错过这么美好的文化。


「圆、缺之间－国际身心障碍者纪录片影展」，这是其中一部《声音与愤怒》的故事。 影展共有八部电影，故事的主角各有各的情况：耳不能闻、目不能见、脑性麻痹、心智发展迟缓、肢体严重障碍，以及全身瘫痪只剩下左眼皮可以眨动。


这些电影，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个励志的故事。但是放开习惯性的思惟，我觉得更应该看作是让我们有一个体会，并了解所谓「残障」文化的机会。


这些电影，与其说是在讲一个个励志的故事，不如说是提供了一个让我们体会，并了解所谓「残障」文化的机会。


「残障」文化？

的确，称呼「残障」的文化，对待「残障」的文化，以及「残障」文化本身的发展。这三者又显然是相互关联的。


先来看看称呼「残障」的文化。

《铁肺人生》里的马克，因为小儿痲痹而脊椎严重扭曲变形，难以自行呼吸，因而必须置身于一个圆桶形的「铁肺」才能生存。


但是他主张"Disabled" Doesn't mean "Handicapped".（"Disabled"并不等同"Handicapped"） "Disabled"和"Handicapped"在英语世界里都满常见的，以前我没有注意其中的差别。听了马克的话，查了一下剑桥大学在网路上的字典，发现大有不同。


"Disabled"只是一种事实陈述，指的是「欠缺某种肢体能力」。

"Handicapped"强调的，则是因心理或生理情况，「使得日常起居要比没有这种情况的人困难一些。」


"Disabled"和"Handicapped"，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译为自己所熟悉的称呼，譬如「残障」。但是即使生活重度不便，必须以「铁肺」为生的马克，还这么注重"Disabled"和"Handicapped"的差异，主张两者并不等同，令人印象深刻。


不同社会对"Disabled"和"Handicapped"的不同称呼，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我们的社会，已经从称呼「残废」的阶段，进展到普遍称呼「残障」。（法定的称呼虽然是「身心障碍者」，但有难以通用之处。）在同样使用汉字的社会里，今天大陆的称呼是「残疾」，韩国是「障碍者」，日本则是「身障」。对照一下，其中的差异不能说是不大。



我们怎么称呼「残障」，和怎么对待「残障」是密切相关的。

不论是看《声音与愤怒》还是《铁肺人生》，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可以「自在」地生活。听障的人，可以在华尔街担任电脑相关工作；躺在「铁肺」里的人，可以在电动轮床上（因为他坐不起来没法坐轮椅）就读柏克莱大学，进而在毕业之后，成了记者兼诗人。

这就是电影里面美国社会对待「残障」的文化－其中包涵了硬体与软体的文化。


他们在八十年代，就有可以让电动轮床自行活动的在校园环境。 他们在八十年代就有了Sex Surrogate（性辅导师），可以帮助马克面对他对性的焦虑与问题。「性辅导师」都受过特别训练，经过心理医师的「处方」后，可以为重度「残障」的人进行性的服务，但以八次为限－以免被辅导者产生感情纠葛。


从《乖男孩》和《再见乖男孩》，更可以看出他们的环境如何让一个年龄高达五十二岁，心智年龄却相当于六、七岁的人重返社会。


至于他们各有身体上的限制，却仍然可以拥有自己可以发挥所长的工作，这其中所透露的讯息，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有这样对待「残障」的文化，也就难怪有人会细究「Disabled」和「Handicapped」的差异了。


一个社会对待「残障」的文化到一个水准之后，才可能让「残障者」发展本身的文化。


不然，《声音与愤怒》中，听障的父亲怎么会那么热爱他的手语，甚至认为那是种比说话还细致的文化？《美丽新视界》里怎么能体会到「没有影像的世界里，美是另一种组合，不是颜色线条明暗，而是声音气味和对待，这样的整体感仍然可以是种另类而完整的美感」？《潜水钟与蝴蝶》中，全身瘫痪只剩左眼可以眨动的鲍比，怎么可能觉得自己「就像被困住在重重的潜水钟里，还好灵魂却能像蝴蝶一样轻盈飞翔」？


「残障」者如果有余裕可以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体会出自己特殊文化之美，那么也会回头影响他周遭的人。


事实上，「残障」者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社会需要发展对「残障」文化的尊重，就和少数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文化，社会需要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道理，没有什么不同。


《铁肺人生》里，马克提出了一个观点：社会对「残障」者容易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残障」什么都不能做；一种是即使「残障」也可以什么都能做。而他认为「残障」者和肢体健全的人是一样的，有可以做的事情，也有做不到的事情。


而一个所谓进步的社会，就是不但透过各种科技的辅助，让「残障」者原先因为身体或心智的不便而无法做的事情，尽量减少，还有一个愿意开放而接纳的环境。


去年我回韩国，在金浦机场候机室里，看到大韩航空一张巨型海报。一个女郎坐在轮椅上看着电脑萤幕。旁边的字样大致写着：「我在家里为您处理订位服务。」


相对于这个例子，我们看看台湾今天的情况。

台湾今天「残障」者的主要就业还是四个行业：按摩、算命、修钟表、刻印章。虽然根据法令，公家机关每有五十名雇员就须聘用一名「残障」者，私人企业每有一百名雇员就须聘用一名「残障」者，否则就得罚款，但大家宁愿罚款。如此积存的罚款，光台北市一个地方就累积了五十六亿元。


主办这次影展的广青基金会的刘铭和李燕，就认为现在「残障」者所需要的不再是各种就业辅导，或是「身有一技之长」，相对的，而是一个愿意接纳「残障」者的社会环境。 也许，有人还是会问：「为什么需要接纳？」 这有两个回答。


一个回答是：拜科技与医疗进步之赐，「残障」者在社会里很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许多过去束手无策的伤病，现在救得回命来，却免不了后遗症的例子很多。）我们不能没有相处之道。

第二个回答，可以引用周文珍在《再见乖男孩》介绍文字里的一段话： 我想起了我的侄女安安，她是一位十四岁的心智障碍者，她的父母不只一次地献上了这样的祷告： 「感谢上帝，将安安赐给了我们，在她的身上我们看见了单纯的灵魂，也看见了我们的困乏；因着她，这个家经历了患难也学会了忍耐，更学会了盼望与谦卑」如果我们愿意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的家庭，各种障碍者都是家庭里的一员，那么，安安父母的祷告，就对每一个人都有很深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