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宗教观

作者：陈兵

佛教典籍浩瀚，教义深广，虽然其中尚乏现代宗教学意义上的关于宗教问题的专论，但很多佛典中多处表述了佛教对自身及其它宗教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宗教观。

现代汉语中的“宗教”、“佛教”二词，皆见于中国佛教传统典籍，然其含义与现代汉语有所不同。 佛典中的“宗教”为“宗”与“教”的合称，“宗”指“宗下”、“宗门”，为禅宗的专称；“教”谓“教下”，指禅宗以外注重解说佛教经典的佛教诸宗，如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等。 总之，汉传佛典中的“宗教”一词，仅指佛教内部的宗派而言。 “佛教”一语，在佛典中通常指佛的教诫、佛所说的法。 《佛学大辞典》解释说：“佛教，佛之教法也。”这种意义上的“佛教”，比现代汉语中包括了教主、教义、教团等诸因素，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内涵要狭窄。 现代宗教学所说的“宗教”，在传统佛典中一般称为“道”、“教”，有内道、外道或内教、⋯⋯外教之分。 印度佛典中泛称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和学派为“外道”。 东晋名僧道安的《二教论》称中国传统的儒、道等九流为“外教”，称佛教为“内教”。 “外教”、“外道”实际包括了佛教之外的一切立说创宗的社会教化体系，非仅指宗教而言。 至于佛教本身，在中国有“像教”、“浮屠之教”、“释教”等别称。

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宗旨，印度佛典中从当时印度的宗教状况着眼，认为佛教与印度诸“外道”，都出于对人类生老病死等痛苦的抗拒，以追求永恒幸福为宗旨，这种永恒幸福被称为“涅槃”，意为痛苦的息灭或永恒的安乐，是古印度各宗教共认的终极理想。 佛典中解释涅槃有常、乐、我、净及“实极安乐”、“不死”、“解脱”等义。 佛传中说，释迦牟尼曾表白：他“但以畏彼生老病死，为除断故”(《太子大善权经》)，毅然舍弃王位尊荣，天伦之乐，出家求道。 他还表白说，他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一种永无厌足的“欲心”，即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趋永恒、无限的不懈的趋求、不竭的动力。

佛教还认为，佛教与古印度诸“外道”一样，都直接源于其教祖在禅定、瑜伽修炼中的某种体验，佛教与“外道”及诸“外道”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教祖所入禅定的性质、层次及由此所得的“见地”(哲学观)不同。 佛经说，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禅，从“四禅”的寂定心中，据所开发的天眼、宿命等神通，进行理性思察，而证得涅槃，获得如实觉照宇宙人生真相的大智慧，据此创立教团，引导世人循他所开辟的途径修行，以期“开佛知见”，证入涅槃，超出生死苦海。 其它印度“外道”，其教祖也都走过类似于释迦的修行之路，也都各依其禅定、瑜伽中的体验创教立说，只不过其禅定功夫不到家，所发见地不究竟、不正确而已。 《长阿含·梵动经》中说，古印度“外道”的“六十二见”，皆系其教祖依禅定中所发有限的宿命通观察宇宙人生，各自建立其不正确的见地。

佛教认为，佛陀之出世立教，佛教及诸“外道”的创建与流传，都依众生的因缘，在具备了适宜的社会、文化、时机等诸条件时，才应运而出，“应机施教”。 既然依因缘而出，依因缘而流传，便非本有常住的东西，到因缘散灭时，还会在人间消失。 多种佛经中预言：佛法流传，有正法、像法(相似于正法)、末法(衰微期)三大阶段，三大阶段总的时间最多为一万二千年，最终必然要消灭，但将来遇适宜时机时还会再现。

佛教十分注重内教、外教或佛法与外道法的区分，认为内、外教的分别主要在于见地，世间只有佛才具有圆满究竟的智慧，佛法是世间无上的真理，“外道”学说中虽然未必无真理，但都不能真正解决超出生死的根本问题，唯有佛法才能使人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质言之，佛教认为一切“外道”都属“世间法”，唯有佛法属“出世间法”。 佛法中也含有与“外道”之说相同相通的内容，如轮回、业报、持戒、禅定等，称“共外道法”；佛法独擅的出世间法，如四谛、十二因缘等，却为一切“外道”所无，而这正是佛法的核心和主干。 大乘分佛法的内容为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五乘，其中人乘天乘属世间法、共外道法，后三乘为佛教独有的出世间法。 中国汉传佛教界将儒学判为人乘法，道家之学判为天乘法。

佛教认为，“外道”之所以不能出世间，是由于它们缺乏佛法的出世间之道，见地不正不真，不能彻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区分佛法与“外道”见地的准衡，是“三法印”：一诸行无常印，谓一切现象皆生灭无常；二诸法无我印，谓一切现像中都没有常一不变的主宰者；三涅槃寂静印，谓如实觉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之真实，便会证得不生不灭、寂静安乐的涅槃。 诸法无我，尤被强调为“印中之印”，看作佛法与“外道”法的分水岭。 “三法印”系依佛法的基本原理一“缘起法则”观察宇宙人生而得出的结论。 大乘还以“一实相印”为鉴定是否大乘佛法的试金石，“一实相印”其实是“三法印”的深化。

显然，佛教并非平等看待一切宗教，它无疑自认为独得真道、最为圆满究竟，其它宗教都无法与它相提并论。 《三论玄义》说：“心游道外，故名外道”，认为其它宗教都未得真道，在体证道上是门外汉，所以统称为“外道”。 佛典中将“外道”之说分为三种、六种、十三种、十六种乃至九十五种、九十六种，对其见地一一进行破析驳斥，认为其学说都有违“缘起”的客观真实，皆属“邪见”(不正确的见解)、“边见”(片面见解)，甚或“恶见”(有害的见解)。 佛教在理论上很是严谨，坚持用理性和逻辑推论，辨别是非真伪，对错误见解毫不留情地予以批判。 即佛教内部不符“法印”的说法，也被斥为“附法外道”。 中国高僧有诗说：“纵使铁轮顶上旋，不把佛法做人情！”之所以如此严肃看待见地问题，是因怕不正的见地贻误众生。

佛教史上，佛教与其它宗教也曾有过激烈的争斗，但佛教多采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挫败对手，很少诉诸武力或借助强权以势压人、强迫别人接受佛教。 中国佛教对与其共存的儒、道二家，多取和会融通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儒、道之学有与佛法相通之点，具社会教化的价值，一方面又指出儒、道之说不究竟，有理论漏洞。 对其它宗教中的出家修道者(沙门、梵志)，佛教相当尊重，《善生经》等教诫在家佛教徒应尊敬供养沙门梵志。 中国从宋代以来，僧、道关系相当融洽，可以互相在对方的寺庙里“挂单”(寄宿)。

佛教不托于天降神授，而以教祖(真实的历史人物)禅思的体证为源头；佛教不信上帝天主，不事鬼神，甚至不重权威，唯以“法”为最根本、最高的归依对象，“法”被认为是本然如是的真理，并非佛所创造，佛只是法的发现者、证实者；佛经中多处强调：即使对佛说的法，也不能因其出于具权威者、人格极高尚者而盲目接受，必须以自己的理性去思择，通过修行实践去证实，由此建立确信，《杂阿含经》中佛教诫徒众要“以自己为光，以自己为依处”；佛教所倡的解脱、涅槃，也以“自净其心”、依自己力量修行以求自己解救自己的“自力圣道门”为重心；佛教在诸宗教中以哲学发达、不少说法被科学发现所证实而着称。 这一切，使得佛教与重神之救赎、重感情上之信仰的一神教、多神教的确颇有不同。 晚近佛教界人士，多强调佛教与一般宗教的歧异，或论述佛教非宗教而为哲学、科学，或说佛教亦宗教亦哲学亦科学，或说佛教超宗教超哲学超科学。 印度、苏联的某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有说佛教(主要指原始佛教、禅宗)为无神论的宗教者。

佛教十分重视宗教的社会功能，以教化民众为宗教应尽的职责，认为佛教的弘扬传播，能“净化人心，启迪智慧”，率导世人向善向道，解除其死亡焦虑和老病死等痛苦，能使人民安乐，世界和平。 大乘佛教更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口号，“庄严国土”或“净佛国土”，谓积极主动地弘扬佛法，带动众生以佛法自净其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从而使社会净化祥和，国家世界文明富乐。 近今中国佛教界强调弘扬佛法须以发达人生的“人间佛教”为本，并说发达人生乃佛教一贯的主旨。 佛经中多处劝导国王“以正治国”(《长阿含经》)、“宣布法化调御众生”(《华严经》)，所谓“正”、“法化”，指正确的主导思想，主要指树立正见，率导人民行善修德，行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十善，惩治恶人，这是使国家社会兴旺发达的根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王法正论品》偈说：“令彼一切人，修行于十善，率土常丰乐，国土得安宁。”佛教当然认为自身是应被当政者尊奉的正法，但佛教也不否定其它具宣扬十善等内容的宗教、学说，也有社会教化的良好效益。 当然，佛教认为，一个宗教或学说若见地不正，如宣扬神意论、宿命论、人死断灭论等，会造成负面的社会教化效果，发生有害于社会和众生的副作用。 当今中国佛教，对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和学说，采取“圆融不诤”的态度，主张不同信仰的人们团结一致，共同为振兴华夏、建设两个文明而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