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島
　

一


  美國有這麼個童話故事：一個鄉下老鼠請城裡老鼠到鄉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谷子招待他。飯後城裡老鼠不吭聲，只是請鄉下老鼠到他那兒去做客。有一天，鄉下老鼠進了城。讓它驚呀的是，城裡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乾酪、奶油、火腿、蛋糕等。正大吃大喝，城裡老鼠驚呼：「快逃命，惡貓來了！」四爪狂奔，剛逃過一劫，又差點兒被滿街飛跑的汽車軋死。最後，鄉下老鼠喘著氣說：「我還是在鄉下過太平日子，總比這好吃好喝可處處擔驚受怕的生活強。」
　　
　　 我就是這麼只鄉下老鼠，整天仰望藍天白雲。要說此前我也做過好幾十年的城裡老鼠，「四十不惑」那年大惑，我滿世界流竄，神不守舍。五年前終於搬到加州的小鎮，定居下來。每回到城裡做客，好吃好喝，還是惦念鄉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們小鎮真正算得鄉下了。五萬來人，除了一家西紅柿加工廠，無任何工業。四周全都是農田，一馬平川，遠處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馬。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農學院在全美國數一數二，由於用動物做實驗成了綠色和平組織攻擊的重點。市內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本地報紙無新聞，每天公佈的空氣污染指數表低得讓人產生錯覺，以為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鳥叫聲中醒來的。仔細聽去，兩隻紅嘴山雀之間的調情過於誇張，一隻喜鵲呱呱地說單口相聲，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搖過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兩點准醒。對面酒吧關門，酒鬼被轟出來，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點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車吵醒，趕緊用枕頭堵住耳朵，沒用。那車重如坦克，轟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橫衝直撞，似乎要直接開進屋裡，把我也裝走。這讓我想起小時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對面就是家紡織廠，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廠房上的窗戶統統敞開，就像一百個高音喇叭朝我們喊話，用的是最單調的語言。每星期五廠休，靜得倒讓人受不了，夜裡翻來覆去睡不著，盼著人家趕快開工。
　　
　　 要說這和紐約的噪聲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前兩年某日，我住紐約曼哈頓中城的一個朋友家。半夜三點，一陣清脆的槍聲，緊接著是警車救護車呼嘯而至，第二天早上看報紙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兩傷。你跟紐約人提這個，人家嫌你少見多怪。

　　 別忘了紐約人是在槍林彈雨中長大的，有極其堅韌的神經。據說要是街上有人開槍，多數紐約人像游擊戰士那樣經驗豐富，最多低頭哈腰，避開危險。他們隨後會罵幾句髒話，撣撣灰塵，舒展一下腰肢，繼續奔向各自的戰場。
　　
　　 我在巴黎被搶過，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點多鐘，朋友開車送我，在東車站附近的臨時住處下車。我發現兩個男人尾隨在後，一高一矮。矮個子緊竄了兩步，和我並排，用蹩腳的英文說：「錢！我們有槍。」我往後掃了一眼，大個子把手揣進懷裡，那架式不像有槍，倒有可能是個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剛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們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奪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過附近酒吧，看見那兩個業餘強盜正用我的錢喝酒呢。
　　
　　 我認識個丹麥漢學家。他頭一回去紐約，拿著地圖在曼哈頓街頭東張西望，突然一個黑人親熱地摟住他，刀尖頂在腰眼上。沒轍，他只好從上衣口裝往外掏錢，本想五塊十塊打發打發算了。可美元的顏色尺寸全一樣，一不留神，他抽出張一百美元的鈔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罵美國的種族歧視。黑人樂了，打了個折扣降到八十塊。他接著大罵當時的總統裡根，罵得狗血噴頭，黑人拍拍他肩膀——哥們兒，你真夠意思，降到五十吧。臨別，漢學家和強盜互相握手，難捨難分。
　　能碰上這麼通情達理的強盜，那是運氣，當然最好是別碰上。自80年代初起，大批大陸留學生擁進美國大城市，窮，只能住最差的地區。面對危險，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紐約見過個大陸留學生，他打扮特別：黑呢大衣、墨鏡，黑禮帽壓得低低的，歪叼著煙卷，兩手揣兜，螃蟹般橫著走路——典型的好萊塢電影裡三四十年代聯邦調查局探員。雖說這打扮有點兒過時，可還是讓惡人心裡犯怵，盡量躲他遠點兒。
　　
　　 大理是我的中學同學。他在紐約讀了四年書，住哈雷姆——紐約最危險的黑人區。他問我他橫刀立馬於亂軍之中，何以毫毛未損？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搖搖頭，掰著手指頭，總結了三條經驗：第一條，見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過馬路繞著走；第二條，若躲閃不及，要盯住其中可能是頭目的眼睛，讓他知道你記住了他，以減少犯罪衝動；第三條，也是最關鍵的一條，一旦有人尾隨過來，要馬上衝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東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樂，說，要是你比他還窮，搶你幹嗎？
　　 二



  俄國著名的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說過，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奔向死亡。這話在理。你想想，那些城裡老鼠整天疲於奔命，就像上了發條，除了睡覺，哪兒有歇的時候？其實生命過程就是一種體驗，若無清閒，哪兒來的體驗？時間被填滿了，壓縮了。一年短如一日，刷地過去了。
　　
　　 我們有娛樂，城裡老鼠總是這樣說。其實娛樂是跟空虛綁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樣也是時間的填充物，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清閒。人們是為了懼怕孤獨才聚到一起的。再說如今想看電影用不著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風雅，為頭一輪電影打破頭，第二天上班會友總算是有了談話的資本。讓我最受不了的是城裡人精心打扮去聽古典音樂，又不是參加婚禮舞會，那純粹是花錢受罪——忍住咳嗽憋著尿還不敢大喘氣，一不留神打了個盹兒，被掌聲吵醒跟著起立歡呼，非得讓人家再來一遍，否則決不罷休。這不是有病嗎？聽音樂本來是私人的事，應該關起門來，用不著搞得那麼轟轟烈烈。
　　
　　 而我們鄉下老鼠……
　　 我的紐約朋友艾略特（Eliot）反過來嘲笑我說：「什麼鄉下老鼠，你是郊區老鼠。」
　　
　　 郊區（suburban）在美國是一種很特別的概念。它是指那些住在大城市郊區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以及與此相連的文化意識形態。一般來說，他們玩命工作，開豐田CAMRY汽車，吃快餐，為住好學區勒緊褲腰帶，貸款買房子置地，割草養花，跑步遛狗，關門看電視吵架自找麻煩，再花錢看心理醫生。最近有部電影《美國美人》（American Beauty）諷刺的就是這種郊區生活。
　　
　　 仔細一想，在美國真正的鄉下老鼠不多了，多半都是郊區老鼠，幾乎個個也都是工作狂，比城裡老鼠強不到哪兒去。據統計，全世界數美國人工作時間最長，甚至超過在這方面名聲惡劣的日本人。所謂美國人的富裕，我看其實也不過是個數字而已，整天撅著屁股追著自己的影子瞎忙乎，掙了錢又怎麼樣，哪有工夫享受？
　　
　　 住宅的佈局結構，從某種意義上決定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在郊區，一眼望去，大多數房子像一個模子裡翻出來的，毫無個性。久而久之，住在裡面的人也彼此雷同。我在大學教書，發現美國小青年的思路大同小異，讓我大吃一驚，再看到郊區那一排排標準化房子，才恍然大悟。有時想想，這種現代化的洗腦，比集權主義的洗腦更可怕，因為人們完全喪夫了反抗意識，認為這一切是天經地義的。
　　
　　 美國人最熱愛的概念是「空間」，越大越好。從大房子大汽車大電視，到大吃大喝大塊頭。郊區胖子多，這和垃圾食品有關。每逢週末，我開車加入美國人購物的行列。那個名叫Costco的連鎖店大得像個飛機庫，裡面的貨物也像是剛從飛機上卸下來的。食品都是大包裝的：牛肉十磅，雞蛋五打，啤酒三十罐。你再看出口處，個個滿載而歸，喜氣洋洋，把汽車塞得滿滿的。
　　
　　 我的一個南非朋友來美國，他驚訝地告訴我說：「美國人窮得胖死。」我琢磨這話包含兩重意思：其一，美國胖子多半來自廣大勞動人民，「飢不擇食」；其二，是指美國飲食文化的粗鄙傾向。這大概和清教徒的傳統有關，其後代又恰好成了暴發戶，求多求快，把垃圾食品進行商業化包裝，靠廣告打遍全世界。「麥當勞」和「肯德雞」這類美國怪物，居然能在「食不厭精」的中國站住腳，可見其厲害。
　　
　　 最可怕的是那些小鎮的美式自助餐店，胖子雲集。我覺得那是商業化陰謀中最險惡的一部分，正如鴉片，讓那些貪吃的人欲罷不能，直到胖死。
　　
　　 寫到這兒，我不禁打了個冷戰。郊區生活真的有那麼可怕嗎？我想郊區老鼠至少文質彬彬。早上出門散步，一路上人們都招手致意，「哈羅」、「早安」沒完沒了，這總比城裡老鼠橫眉冷對甚至拔刀相向好多了。據說一個鄉下孩子頭一次到紐約，下了長途車跟過往行人挨個打招呼，可沒一個人理他，沒走多遠他只好放棄了。也許在大都市，人們對孤獨有更徹底的領悟，用不著裝模作樣。要不賈克梅蒂的雕塑——那些細得像竹竿一樣的人，其背景正是大都市呢。
　　
　　 紐約是個瘋人院。我前兩天去紐約，到一個住在格林尼治村的朋友家做客。出來已經半夜了，紐約的夜生活才開始，車水馬龍，燈紅酒綠，讓我目瞪口呆。一個年輕女人在街上大叫大喊，原來隔著停在路邊的車輛跟一個男人說話；一個老頭八成剛從監獄放出來，在原地轉圈跑步；一個半裸的醉漢站在路邊自言自語；一個瘦高的黑人邊走邊扭屁股，兩手隨著他內心的韻律擺動……
　　
　　 在那一瞬間，我突然意識到，我真的成了鄉下老鼠，很難再適應這種都市生活了。可恰恰在那一瞬間，我的生活出現了某些變化。我這只鄉下老鼠，不得不搬到紐約——那讓我深惡痛絕的地方。我必須做好準備，習慣空氣污染和噪聲，忍受驚嚇，得以倖存下來。

三


　 杜倫是個幽靜的小鎮，有條小河從市中心穿過。橋上總是有個流浪漢拉手風琴，一條老黃狗趴在旁邊。他神色安詳，若有所思，似乎只專心於腳下的河水與琴聲。他來自何處又將前往何方？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想知道。腳步匆匆，有人停下來，在空罐頭盒裡投枚小錢是為了可憐那老狗的，流浪漢點點頭代他的狗致謝。
　　
　　 和北京相比，這裡人少街空，天高雲淡。除了教書，我滿街窮逛。進商店，看香水減價，一試，結果噴嘴拿反了，噴自己一臉，熏得我差點兒暈過去，連忙用衣袖擦。我盡量躲人遠點兒，溜出門，迎面撞上司馬麒和另幾位英國同事。我神色慌張，倒退著打招呼，借口家裡有事，撒腿就跑。
　　
　　 田田剛到杜倫時只有兩歲多，我們把她送進托兒所。早上九點鐘邵飛把她送去，十二點接回來。這兒的托兒所跟中國的作風大不相同。阿姨帶著孩子們一起瘋，連蹦帶叫，三個鐘頭下來，孩子們精力發洩了，也踏實了。去托兒所的路上，滿街都是上街買菜的英國老太太，圍著田田誇個沒完，用盡天下好詞。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樣被寵壞了，一見老太太索性站住，等誇完了再走。
　　
　　 在杜倫，最美的是草坪，大片大片的，彼此呼應。特別是春天，一簇簇水仙迎春花在草坪開得耀眼，喚醒過冬的人。吃過晚飯，我們一家常去散步，穿過草坪奔植物園。鳥入林，咕咕聲漸漸轉弱。月亮升起來，花草的氣息越來越濃重。田田獨自向前跑去，小小的身影在草坪上滑動。
　　
　　 在我班上有個美國學生叫內特（Nate），大個兒，一臉憨笑。我們約好每星期二下午他來我家，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由於雙方水平都差，就像兩個剛會說話的孩子湊在一起。你幾歲了？我住在美國。你喜歡讀報紙嗎？中國很大。下午四五點是英國人喝茶的時間，雷打不動，那是一種社交儀式。入鄉隨俗，我們也跟著沏茶，擺上幾塊餅乾。「在中國喝茶嗎？」內特問。我心想：廢話，嘴上說：「在中國喝水，把茶賣給外國。」他孩子般笑了。我們是語言邊境兩邊的野蠻人。內特後來成了文學評論家，常在美國報刊上發表文章，居然為我的一本英譯詩集寫過書評《在語言水平上》（From Language Level）。

  我要去倫敦參加活動，利大英（Gregory Lee）和他的法國太太開車從利物浦趕來。我們是1985年在北京認識的。他生長在利物浦，有四分之一中國血統，比別的漢學家更懂得中國。女人們做飯拉家常，我跟大英一頭鑽進酒吧。英國人平時橫眉冷對，一下班就衝進酒吧，如啤酒泡沫般親密無間。
　　
　　 第二天我們一早出發。大英剛買了輛二手的白色英國車Rover，據說是英國警察開的，很神氣。離倫敦一百多英里，因修路兩道合併，大英仗著年輕跟另一輛車搶道，撞上一排塑料路障，差一點兒衝到對面路上去。結果擋風玻璃粉碎，又趕上下雨，什麼都看不見，大英把頭探出車窗開車，總算到了車鋪。田田說：「咱們別坐車了，走著去倫敦吧。」我們及時趕上一班火車，才沒誤了事。
　　
　　 顧城夫婦來杜倫，住我們家。顧城極能睡，加在一起每天至少十六個鐘頭。等他醒了，我們聊天散步逛街。看見街頭藝人表演，他撒腿就跑，一問，怕人家跟他要錢。在大學朗誦後，顧城把自己複印的照片送給學生。我說：「你瘋了？」謝燁在旁邊幫腔：「你看你看，我早就說過，他不聽。」臨走頭一天，顧城給我們烙煎餅，吃完飯我們都去午睡，起來看他還在那兒烙，煎餅堆成山，夠我們吃半個月的。我把他臭罵了一頓，顧城不吱聲，把手伸進他那高帽子裡抓抓頭髮，跟著嘴一歪，笑了。
　　
　　 我們簽證到期的當天，一位移民局官員來訪，問何時離開。每次外出旅行回來，入境都得被問個底兒掉，就差查三代了。堵在後面的旅客開始抱怨。以後我們盡量等人散盡，再接受大英帝國的致意。
　　
　　 人自幼總是踮腳眺望明天，總嫌自己個兒長得慢而爬樹登高要看個究竟，人過中年走下坡路，開始不停往回張望，一步三歎。寫到杜倫這一段，我發現和我在中國的遭遇相比，幾乎什麼也沒發生過，純粹是沒事找事。再一想，這不挺好嗎？我們在杜倫住了一年零三個月。對我來說，那是1989年重大轉折前一段相當平靜的日子。其實，人關鍵不在於經歷而在於體驗。否則如書中的一頁，還沒好好讀，就送到回收中心，和別的書混在一起打成紙漿，永遠消失了。要想複述那一頁幾乎是不可能——
　　
　　 冬日下午，我在杜倫住所的樓下沙發上讀書。天陰，下著小雨，風掀動白色的薄紗窗簾。我打開老式的落地台燈。暖氣嘶嘶響。樓上田田跑來跑去，腳步鼕鼕。一隻蒼蠅在屋裡飛來飛去，像歷史那麼讓人心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