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岛
　

一


  美国有这么个童话故事：一个乡下老鼠请城里老鼠到乡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谷子招待他。饭后城里老鼠不吭声，只是请乡下老鼠到他那儿去做客。有一天，乡下老鼠进了城。让它惊呀的是，城里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干酪、奶油、火腿、蛋糕等。正大吃大喝，城里老鼠惊呼：「快逃命，恶猫来了！」四爪狂奔，刚逃过一劫，又差点儿被满街飞跑的汽车轧死。最后，乡下老鼠喘着气说：「我还是在乡下过太平日子，总比这好吃好喝可处处担惊受怕的生活强。」
　　
　　 我就是这么只乡下老鼠，整天仰望蓝天白云。要说此前我也做过好几十年的城里老鼠，「四十不惑」那年大惑，我满世界流窜，神不守舍。五年前终于搬到加州的小镇，定居下来。每回到城里做客，好吃好喝，还是惦念乡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们小镇真正算得乡下了。五万来人，除了一家西红柿加工厂，无任何工业。四周全都是农田，一马平川，远处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学院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由于用动物做实验成了绿色和平组织攻击的重点。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本地报纸无新闻，每天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表低得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鸟叫声中醒来的。仔细听去，两只红嘴山雀之间的调情过于夸张，一只喜鹊呱呱地说单口相声，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摇过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两点准醒。对面酒吧关门，酒鬼被轰出来，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车吵醒，赶紧用枕头堵住耳朵，没用。那车重如坦克，轰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横冲直撞，似乎要直接开进屋里，把我也装走。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对面就是家纺织厂，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厂房上的窗户统统敞开，就像一百个高音喇叭朝我们喊话，用的是最单调的语言。每星期五厂休，静得倒让人受不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盼着人家赶快开工。
　　
　　 要说这和纽约的噪声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前两年某日，我住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个朋友家。半夜三点，一阵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是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第二天早上看报纸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两伤。你跟纽约人提这个，人家嫌你少见多怪。

　　 别忘了纽约人是在枪林弹雨中长大的，有极其坚韧的神经。据说要是街上有人开枪，多数纽约人像游击战士那样经验丰富，最多低头哈腰，避开危险。他们随后会骂几句脏话，掸掸灰尘，舒展一下腰肢，继续奔向各自的战场。
　　
　　 我在巴黎被抢过，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朋友开车送我，在东车站附近的临时住处下车。我发现两个男人尾随在后，一高一矮。矮个子紧窜了两步，和我并排，用蹩脚的英文说：「钱！我们有枪。」我往后扫了一眼，大个子把手揣进怀里，那架式不像有枪，倒有可能是个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刚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夺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过附近酒吧，看见那两个业余强盗正用我的钱喝酒呢。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地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装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里根，骂得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能碰上这么通情达理的强盗，那是运气，当然最好是别碰上。自80年代初起，大批大陆留学生拥进美国大城市，穷，只能住最差的地区。面对危险，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纽约见过个大陆留学生，他打扮特别：黑呢大衣、墨镜，黑礼帽压得低低的，歪叼着烟卷，两手揣兜，螃蟹般横着走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里三四十年代联邦调查局探员。虽说这打扮有点儿过时，可还是让恶人心里犯怵，尽量躲他远点儿。
　　
　　 大理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在纽约读了四年书，住哈雷姆——纽约最危险的黑人区。他问我他横刀立马于乱军之中，何以毫毛未损？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摇摇头，掰着手指头，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见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过马路绕着走；第二条，若躲闪不及，要盯住其中可能是头目的眼睛，让他知道你记住了他，以减少犯罪冲动；第三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一旦有人尾随过来，要马上冲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东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乐，说，要是你比他还穷，抢你干吗？
　　 二



  俄国着名的大提琴家罗斯卓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说过，大都市的人匆匆忙忙奔向死亡。这话在理。你想想，那些城里老鼠整天疲于奔命，就像上了发条，除了睡觉，哪儿有歇的时候？其实生命过程就是一种体验，若无清闲，哪儿来的体验？时间被填满了，压缩了。一年短如一日，刷地过去了。
　　
　　 我们有娱乐，城里老鼠总是这样说。其实娱乐是跟空虚绑在一起的，像工作一样也是时间的填充物，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清闲。人们是为了惧怕孤独才聚到一起的。再说如今想看电影用不着非得住在大都市。很多人附庸风雅，为头一轮电影打破头，第二天上班会友总算是有了谈话的资本。让我最受不了的是城里人精心打扮去听古典音乐，又不是参加婚礼舞会，那纯粹是花钱受罪——忍住咳嗽憋着尿还不敢大喘气，一不留神打了个盹儿，被掌声吵醒跟着起立欢呼，非得让人家再来一遍，否则决不罢休。这不是有病吗？听音乐本来是私人的事，应该关起门来，用不着搞得那么轰轰烈烈。
　　
　　 而我们乡下老鼠……
　　 我的纽约朋友艾略特（Eliot）反过来嘲笑我说：「什么乡下老鼠，你是郊区老鼠。」
　　
　　 郊区（suburban）在美国是一种很特别的概念。它是指那些住在大城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连的文化意识形态。一般来说，他们玩命工作，开丰田CAMRY汽车，吃快餐，为住好学区勒紧裤腰带，贷款买房子置地，割草养花，跑步遛狗，关门看电视吵架自找麻烦，再花钱看心理医生。最近有部电影《美国美人》（American Beauty）讽刺的就是这种郊区生活。
　　
　　 仔细一想，在美国真正的乡下老鼠不多了，多半都是郊区老鼠，几乎个个也都是工作狂，比城里老鼠强不到哪儿去。据统计，全世界数美国人工作时间最长，甚至超过在这方面名声恶劣的日本人。所谓美国人的富裕，我看其实也不过是个数字而已，整天撅着屁股追着自己的影子瞎忙乎，挣了钱又怎么样，哪有工夫享受？
　　
　　 住宅的布局结构，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郊区，一眼望去，大多数房子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毫无个性。久而久之，住在里面的人也彼此雷同。我在大学教书，发现美国小青年的思路大同小异，让我大吃一惊，再看到郊区那一排排标准化房子，才恍然大悟。有时想想，这种现代化的洗脑，比集权主义的洗脑更可怕，因为人们完全丧夫了反抗意识，认为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
　　
　　 美国人最热爱的概念是「空间」，越大越好。从大房子大汽车大电视，到大吃大喝大块头。郊区胖子多，这和垃圾食品有关。每逢周末，我开车加入美国人购物的行列。那个名叫Costco的连锁店大得像个飞机库，里面的货物也像是刚从飞机上卸下来的。食品都是大包装的：牛肉十磅，鸡蛋五打，啤酒三十罐。你再看出口处，个个满载而归，喜气洋洋，把汽车塞得满满的。
　　
　　 我的一个南非朋友来美国，他惊讶地告诉我说：「美国人穷得胖死。」我琢磨这话包含两重意思：其一，美国胖子多半来自广大劳动人民，「饥不择食」；其二，是指美国饮食文化的粗鄙倾向。这大概和清教徒的传统有关，其后代又恰好成了暴发户，求多求快，把垃圾食品进行商业化包装，靠广告打遍全世界。「麦当劳」和「肯德鸡」这类美国怪物，居然能在「食不厌精」的中国站住脚，可见其厉害。
　　
　　 最可怕的是那些小镇的美式自助餐店，胖子云集。我觉得那是商业化阴谋中最险恶的一部分，正如鸦片，让那些贪吃的人欲罢不能，直到胖死。
　　
　　 写到这儿，我不禁打了个冷战。郊区生活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我想郊区老鼠至少文质彬彬。早上出门散步，一路上人们都招手致意，「哈罗」、「早安」没完没了，这总比城里老鼠横眉冷对甚至拔刀相向好多了。据说一个乡下孩子头一次到纽约，下了长途车跟过往行人挨个打招呼，可没一个人理他，没走多远他只好放弃了。也许在大都市，人们对孤独有更彻底的领悟，用不着装模作样。要不贾克梅蒂的雕塑——那些细得像竹竿一样的人，其背景正是大都市呢。
　　
　　 纽约是个疯人院。我前两天去纽约，到一个住在格林尼治村的朋友家做客。出来已经半夜了，纽约的夜生活才开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让我目瞪口呆。一个年轻女人在街上大叫大喊，原来隔着停在路边的车辆跟一个男人说话；一个老头八成刚从监狱放出来，在原地转圈跑步；一个半裸的醉汉站在路边自言自语；一个瘦高的黑人边走边扭屁股，两手随着他内心的韵律摆动……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真的成了乡下老鼠，很难再适应这种都市生活了。可恰恰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出现了某些变化。我这只乡下老鼠，不得不搬到纽约——那让我深恶痛绝的地方。我必须做好准备，习惯空气污染和噪声，忍受惊吓，得以幸存下来。

三


　 杜伦是个幽静的小镇，有条小河从市中心穿过。桥上总是有个流浪汉拉手风琴，一条老黄狗趴在旁边。他神色安详，若有所思，似乎只专心于脚下的河水与琴声。他来自何处又将前往何方？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想知道。脚步匆匆，有人停下来，在空罐头盒里投枚小钱是为了可怜那老狗的，流浪汉点点头代他的狗致谢。
　　
　　 和北京相比，这里人少街空，天高云淡。除了教书，我满街穷逛。进商店，看香水减价，一试，结果喷嘴拿反了，喷自己一脸，熏得我差点儿晕过去，连忙用衣袖擦。我尽量躲人远点儿，溜出门，迎面撞上司马麒和另几位英国同事。我神色慌张，倒退着打招呼，借口家里有事，撒腿就跑。
　　
　　 田田刚到杜伦时只有两岁多，我们把她送进托儿所。早上九点钟邵飞把她送去，十二点接回来。这儿的托儿所跟中国的作风大不相同。阿姨带着孩子们一起疯，连蹦带叫，三个钟头下来，孩子们精力发泄了，也踏实了。去托儿所的路上，满街都是上街买菜的英国老太太，围着田田夸个没完，用尽天下好词。田田跟天下大明星一样被宠坏了，一见老太太索性站住，等夸完了再走。
　　
　　 在杜伦，最美的是草坪，大片大片的，彼此呼应。特别是春天，一簇簇水仙迎春花在草坪开得耀眼，唤醒过冬的人。吃过晚饭，我们一家常去散步，穿过草坪奔植物园。鸟入林，咕咕声渐渐转弱。月亮升起来，花草的气息越来越浓重。田田独自向前跑去，小小的身影在草坪上滑动。
　　
　　 在我班上有个美国学生叫内特（Nate），大个儿，一脸憨笑。我们约好每星期二下午他来我家，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由于双方水平都差，就像两个刚会说话的孩子凑在一起。你几岁了？我住在美国。你喜欢读报纸吗？中国很大。下午四五点是英国人喝茶的时间，雷打不动，那是一种社交仪式。入乡随俗，我们也跟着沏茶，摆上几块饼干。「在中国喝茶吗？」内特问。我心想：废话，嘴上说：「在中国喝水，把茶卖给外国。」他孩子般笑了。我们是语言边境两边的野蛮人。内特后来成了文学评论家，常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文章，居然为我的一本英译诗集写过书评《在语言水平上》（From Language Level）。

  我要去伦敦参加活动，利大英（Gregory Lee）和他的法国太太开车从利物浦赶来。我们是1985年在北京认识的。他生长在利物浦，有四分之一中国血统，比别的汉学家更懂得中国。女人们做饭拉家常，我跟大英一头钻进酒吧。英国人平时横眉冷对，一下班就冲进酒吧，如啤酒泡沫般亲密无间。
　　
　　 第二天我们一早出发。大英刚买了辆二手的白色英国车Rover，据说是英国警察开的，很神气。离伦敦一百多英里，因修路两道合并，大英仗着年轻跟另一辆车抢道，撞上一排塑料路障，差一点儿冲到对面路上去。结果挡风玻璃粉碎，又赶上下雨，什么都看不见，大英把头探出车窗开车，总算到了车铺。田田说：「咱们别坐车了，走着去伦敦吧。」我们及时赶上一班火车，才没误了事。
　　
　　 顾城夫妇来杜伦，住我们家。顾城极能睡，加在一起每天至少十六个钟头。等他醒了，我们聊天散步逛街。看见街头艺人表演，他撒腿就跑，一问，怕人家跟他要钱。在大学朗诵后，顾城把自己复印的照片送给学生。我说：「你疯了？」谢烨在旁边帮腔：「你看你看，我早就说过，他不听。」临走头一天，顾城给我们烙煎饼，吃完饭我们都去午睡，起来看他还在那儿烙，煎饼堆成山，够我们吃半个月的。我把他臭骂了一顿，顾城不吱声，把手伸进他那高帽子里抓抓头发，跟着嘴一歪，笑了。
　　
　　 我们签证到期的当天，一位移民局官员来访，问何时离开。每次外出旅行回来，入境都得被问个底儿掉，就差查三代了。堵在后面的旅客开始抱怨。以后我们尽量等人散尽，再接受大英帝国的致意。
　　
　　 人自幼总是踮脚眺望明天，总嫌自己个儿长得慢而爬树登高要看个究竟，人过中年走下坡路，开始不停往回张望，一步三叹。写到杜伦这一段，我发现和我在中国的遭遇相比，几乎什么也没发生过，纯粹是没事找事。再一想，这不挺好吗？我们在杜伦住了一年零三个月。对我来说，那是1989年重大转折前一段相当平静的日子。其实，人关键不在于经历而在于体验。否则如书中的一页，还没好好读，就送到回收中心，和别的书混在一起打成纸浆，永远消失了。要想复述那一页几乎是不可能——
　　
　　 冬日下午，我在杜伦住所的楼下沙发上读书。天阴，下着小雨，风掀动白色的薄纱窗帘。我打开老式的落地台灯。暖气嘶嘶响。楼上田田跑来跑去，脚步冬冬。一只苍蝇在屋里飞来飞去，像历史那么让人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