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懿娜


  在我的書架上，我把瑪格麗特·杜拉，弗吉尼亞·伍爾夫和西蒙·波娃放在一起，她們都是我鍾愛的女人。

  我需要坦誠的是，在自己的書架上－－在我念大學之前，除了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以及《簡愛》、《飄》之外，幾乎沒有外國作品，我很少閱讀外國文藝。所讀的書除了父母指定的一些之外，就是中國作家寫的小說和散文。對於女作家我的稟性中是有著特別的親近感，那種近乎於神經質的敏感和細膩纖弱的情感常常會引起我的共鳴。蘇青、張愛玲、廬隱都是我喜歡的。後來，念了中文系這個專業，我才開始系統地接受和學習中外各種文學作品。才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國外的文學作品。不知是因為原先看得太少了，還是天生的偏愛，細數一下這幾年來讀的小說和隨筆，大半還是國外的。而且異域女子嶄新的視角和獨特的文風一下子就吸引了我，並且迅速佔據了我大部分的閱讀時間。

  那個纖弱、美麗、率性、多情的法國女子，總讓我在恍惚之間跟中國女性的某種特質產生交疊的錯覺。無論是那種在西貢漂泊時清純嬌小的身影，還是在巴黎街頭獨行的蒼老，她總讓我實在地感受到一個女人除卻性別所來的美之外的眩目，從她的《情人》開始，到《80年夏》，《大西洋人》、《洛爾·瓦·斯泰因》，《痛苦》以及《埃米莉·L》，她總是將女性最隱秘的世界剖析得淋漓盡致－－瑪格麗特·杜拉。我的書櫃裡有從書上和畫報上收集到的她的三張照片。一張是她年輕時（大約二十來歲）的照片，後來《情人》被改編成電影，女主人公的造型就是按照這張照片定的。還有兩張都是她年邁以後的照片，臉上的皺紋十分細密，本來就纖弱的身軀更顯得嬌小，唯有眼神是依然有著震人心魄的魅力，那已不再是年輕時純淨的光芒，眸子深處射出來的光，其鋒線異常地尖銳詭異複雜。好像人站在跟前就要被看透一樣。

  她在《物質生活》中的坦率是讓人歎服的。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她已經很年邁了。一個年邁的婦人還有如同少女般一樣熾熱的感情和對自己生活嚴峻的剖析。「……酒一經喝上，我就成了一個女酒鬼。……人們缺少一個上帝。人們在青年時期，一旦發現那是一個虛空、又對之毫無辦法，因為那本來就是子虛烏有。醉酒於是用來承受世界的虛空，行星的平衡，行星在空間不可移易的運行，對你來說，還有那痛苦掙扎所在地專有的那種默無聲息的冷漠。……一個女人喝酒，那就像是一個動物，一個小孩喝酒一樣。酗酒，因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憤，也是嚴重的。無異是冒犯神聖。」她從來不迴避自己的生活方式，言語也很少有顧忌。這恐怕是屬於西域女子特有的氣質。我也看過很多中國作家的訪談，一旦涉及到自己切身的經歷和體驗總是會變得特別靦腆和含蓄，誠然，東方人一向是含蓄慣了的，這也並無不好之處。

  「貝爾納·皮沃曾經問我：是什麼把我牽繫在那個中國情人身上的；我說是：金錢。也許我還可以補充一句：那汽車真叫人舒服得要命，像是一個客廳。還有司機。汽車、司機，都可以自由支配。還有柞絲綢那種性感的氣息，還有他的皮膚，情人的皮膚。這些都是相愛的條件，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愛過他，後來我離他而去，無疑是有人對我說到這個年輕人自殺，消失在大海中，在這樣的時候，那是十分確切的。我知道那件事，是在旅行的中途。我認為愛情只能與愛情並行共在，人不能在自己一方孤獨一個人去愛，這種事我不相信，孤獨一個人生活，經歷一種絕望的愛情，我也不信。他是那樣愛我，我當然也那樣愛他，他是那樣欲求於我，我當然也同樣欲求於他。愛一個你完全不喜歡的人、討厭的人，不可能，這種事我不相信。」

  瑪格麗特·杜拉的一生彷彿都在寫作，即便是她孱弱得像一根蘆葦一般的時候，她也不曾放下手中的筆。病中的她會變得更為敏感，她在寫作中反省自己的寫作，自己的愛情。杜拉說：「從經歷過的生活擷取教益，這在生活中已經為時過晚，來不及了。你看吧。但願有人敢於對自己說出這一點，我要聽，我還要把它寫出來。事後發現與一個男人在一起相處感到幸福，也不一定就證實對他有愛。在記憶中，這與我面對的愛情的明顯性相比，並不那麼強烈有力，那麼雄辯。我最愛的男人正是我欺騙得最多的人。……理由可以是這一種或者是那一種，其中必有一個實際的理由，或以行事方便作為理由，去愛一個人，這樣，就已經是愛情了。在大多數時間，沒有公開宣言，無疑也沒有被認知，在這樣的場合，也應屬於愛情的範圍。這種類型的愛情，只有到了死，才會宣告表明出來。」

  杜拉的作品連同她的人就像是一種氣息瀰漫在人的周圍，那種與頭髮、肌膚都能完全貼近的感覺總是叫人不忍離去。

  相比較而言，西蒙·波娃和弗吉尼亞·伍爾夫是要較杜拉更有一種質感上的強度。杜拉是嬌小柔弱有著東方古韻的女子，而這兩位是強幹的，有著很強生命力的女子。儘管伍爾夫一直受著精神病的困擾，也不能改變她的鬥志激昂，言詞犀利、風格迥異的形象。

  我在讀波娃的《西蒙·波娃回憶錄》時，總會驚訝於她身上那種不同於一般女性的氣質－－那種不純粹出於女性，夾雜著男子的豪邁、凝重、銳利的氣質。我不知道這是因為她與一位偉大的哲學家共同生活那麼多年耳濡目染的結果，還是她本身就是一位能跨越女性自身局限的哲學家。「在我著手寫自傳的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開始了一次多少有些騎虎難下的冒險。我早就想寫我一生中前二十年的生活，我也從未忘記讓年幼的我，向那個吸收了我的靈與肉的老年西蒙，不斷發出不要忘記已逝歲月的呼喚。如果沒有這種呼喚，那個姑娘所經歷的一切必將蕩然無存。一天，我央求老年西蒙把那年幼的幽靈從被忘卻的境地中召回。也許正是因為要使這一夙願成為可能，我才動筆寫書。當我五十歲時，我以為實現這一夙願的時機好像已經來到。我著手寫我的童年和少女時代，並以成人的意識去理解她們。我給她們以一種新的存在－－這種新的存在體現在一頁頁紙上的字裡行間中。」

  我讀她的小說時，常常是驚歎她的精煉和睿智，談笑風生之間不乏機智幽默，少有女子的纏綿哀婉。如果我不讀她回憶錄裡田園式的抒情又帶有女性懷舊的本性的文章，我幾乎要誤解了她。「我對服飾和化妝品都不是特別地感興趣，但我樂於穿自己喜歡穿的衣服。我對祖父的死一直憂傷不已，而又不願驚動他人。所以我給自己買了一件灰色上衣，並配上一雙鞋和一頂無簷女帽。我曾做過兩件衣服，一件是灰色的，另一件是黑白相間的。以前我穿的大都是棉布或是羊毛織品之類的衣服，現在我則選擇絲綢織品－－象中國縐綢和一種叫軋制絲絨的不怎麼樣的凸凹不平的絲絨織品，這種衣服我穿了整整一個冬天。每天早晨，我只匆匆打扮一下而不太講究，我往臉上抹些香粉，在兩頰上輕搽一層胭脂，再隨便塗點口紅。在我看來，有的人星期天比平時還要仔細地喬裝打扮，是荒唐可笑的。因此，我決定每天對我來說都是假日，而且無論任何場合，我的穿著總是一樣。」

  「薩特同我一樣，有一顆天生的好奇之心。但他不如我那樣貪婪。……我要探索整個世界，這是我的目標，但我的時間有限，我不願浪費任何一個瞬間。依我之見，有些所謂的藝術家，風格以及時代根本就不存在，這使得我的鑒賞任務輕鬆多了。……有時，現實能促使我達到一種忘我的境界。有一次，有人問我，『旅遊有什麼用？』我回答說：『你始終不能擺脫你自己。』不過，我卻擺脫了。有時，我改變了自己的個性，但更多的時候，是我一下子失去了自我。也許，只有那些（不管出於雄心抑或出於自然）一直忙於具體事務的人，才能有特權享受到休息的樂趣。這樣的體驗能給人多少安寧、多少惆悵！」

  弗吉尼亞·伍爾夫天份很高，但身體不好，且有精神病的底子。然而，她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一個貴族家庭，從父母那裡接受了關於拉丁文、法文、歷史、數學等知識，又由於自小廣泛自由的閱讀打下了文學事業的基礎。

  生活總在它漫長的流程中留下為數極少的幾顆星，有可能是流星，但是極為耀眼，人們把他們稱為天才。

  伍爾夫的主要文學成就在於她的小說－－她是「意識流」文學的開創者之一，除此之外她還創作了大量的評論和散文。我曾經看到過有關她的評論，說是她的那種疾病給她帶來了超越常人的敏感和創作欲，在走向偏狹的過程中，幫助她走向成功。在這一一方面我並無多大的贊同，我只是覺得一個有如此嚴重疾病的人，首先面對的是自我的挑戰，其次才是對文學的熱情和稟賦。一個人除卻天份之外，還具有極大的熱忱和勤勉是值得讓人敬佩的。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她一生都在關心婦女問題，特別是知識女性，尤其是女作家的命運。文風尖銳甚至略帶刻薄，機敏而又不失女性的蘊藉細緻。她在《現代小說》中這樣寫道：「小說的適當素材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一切感情、一切思想都是小說的適當素材；頭腦和心靈的一切特點都值得吸取；一切知覺印象都有用處。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小說藝術重新生氣勃勃地回到我們當中，她一定願意我們不僅尊重她、熱愛她，也要訓練她、馴服她，因為，只有這樣，她才能恢復她的青春，保證她的權威。」

  這些充滿智慧、多情善感的女子，靜靜地躺在我的書架上。總在某一個寧靜的時刻，與我相對，讓我從她們那裡得到啟示和靈感，我常常在情緒低落的時候，與自己自言自語，間或會與她們傾訴。她們也許永遠也不能聽見，可有很多時候，我覺得我說出來的或者我還沒有說出來的，會在某一個契機，某一個背景上重疊起來，我只要感到她們是存在著的，好像就在我的書架上含著靜美地微笑，一切，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