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奴化教育下，莫怪科技太无情      
作者：宋汉崴　整理 摄影：陈应钦 2004.10 ／远见杂志第220期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实证主义哲学兴起，加上工业化促使个人尽早专业分工，虽然是一个正面的考量，但显然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就发现如此的教育、人才培育系统出了很大的问题，缺乏跨领域的了解，遇到瓶颈会走不出去。      
欧洲对此始终有反省的声音，毕竟他们有长久的文艺复兴背景，对人文的要求相对比较高。

  所谓人文的要求就是「全人教育」，儒家治学的基础也是一样，即是「至广大而尽精微」的概念。

  回头看台湾战后教育，会让我们忧心分工、分科的专业教育体制，是否缺乏了全面的人文考量？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升学主义导向也许才是目前产业困境背后的症结。

  用比较严重的说法，就是「奴化」。

  不仅是科技界缺乏人文素养，我讲一句很重的话，美术系的学生也都缺乏人文素养。他们只知道画画，认为绘画只是技法。

  达文西那时候绘画是因为他关心这个世界，一旦不关心的话，就不知道要画什么。假设一年三十名的美术系学生，往后留在绘画上的却不超过三名，教育资源浪费得很惊人，发生在美术系，一样也会发生在哲学系、物理系……。

  今天科技界开始重视人文素养，是反映了教育体制一向以升学、学历是问的现象。

人是最可贵的知识
  台湾已经不在意「人」，在知识里人是最可贵的，结果我们是分数最可贵、学分最可贵，人根本不可贵。

  七、八年前，毕卡索的作品来台展出，知名电子企业邀请我去演讲，我要求早点到，与员工同在员工餐厅吃饭，希望能藉此了解该企业以及所谓的「科技新贵」。

  进到餐厅的时候我很震惊，每个人的穿着都像是制服，挂着识别证，而且非常年轻，这是大学刚毕业的精英青年，前途无限；然后我开始观察他们的表情、拿餐盘领菜的样子，几乎都是模式化的动作。

  我很难过，因为最好企业的员工应该是活泼、有生命力，而不是一头纳入体系，而消失了自己，如果真是这样，企业的创造力应该是有限。

  演讲前半段，讲台下的人几乎没有表情，之后我把毕卡索生命中叛逆、真实人性的层面带入，他们的表情就慢慢有了变化。然后我告诉他们，「你们都是一个作品，比所有毕卡索的作品都更可贵！」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
  科技人也许从小学就开始竞争，却忽略了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台湾生命力将来是不是在国际的舞台上还有竞争力，就端看能不能跨越过去制式的代工模式，而能够跨越到创造性，这是台湾企业转型非常重要的部分。

  谈创造，何尝容易，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毫无创造道理可言。这又要回归教育体制来看，从幼儿到成人教育都是，当国内儿童学钢琴、美术、小提琴的比例不逊色于世界上一流国家，为什么却出不来一流人才？

  现在学美术、音乐已成了制式，有句话说「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可是不会变坏，也许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呢！因为生命是在很复杂的状况下成长；有残酷，所以知道什么叫慈悲，有沈迷和堕落，也因此知道圣洁和善良，一个小孩单纯得像温室花朵，也就没有创造力。

  七○年代我认识了傅聪，他四、五岁开始弹钢琴，同时背诵唐诗宋词，傅聪说他弹贝多芬时揣摩李白的心境，弹莫札特则思忖王维的诗词，傅聪在西洋音乐地位如此重要，有他的道理。

  因此单独说科技上没有人文，其实不公平，我大胆地说连艺术也没有人文；绘画的人不读小说，习乐的人不看画展，文学书写的人不听音乐，怎能互通交流？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伟大的创造，然而在宗教学、对巴哈音乐的了解，爱因斯坦都有惊人的造诣，这即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斤斤计较的教育体制，只是把生命潜能耗费在一个地方，应该要更突破。目的性会让人文无法真正张开，是最大致命伤，长久生命潜能要开发的东西就没有了。

  科技界比较明显，因为科学园区本身设计就十分短视，当初希望借重返国人才为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结果七万多个人集中在一起，却没有考虑到他们可能要听音乐、要看书、要看画展……。

  我吓了一跳，怎么会这样设计呢？难道他们是机器吗？机械性的工作，难道不会快速疲乏吗？果然现在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而他们显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人要知道爱与恨，要有感觉，我现在与科学园区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在IC之音主持节目，因为我知道心灵的「硬化」很恐怖，「柔软」才会有智慧、有感觉，才会恢复人的创造力。

  如今科技界开始强化自身艺文素养，这是好事，因为所有事物都有发展的步骤，至少比过去完全不关心进步得多，不过我希望能进步得快一点；也许这些素养被视为训练，是有目的的，但康德说，「美是无目的的快乐」，这是一种大创造，庄子也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有一天企业就会思考庄子的说法，也会从目的性中释放出来，才可以天马行空地与自己赛跑。（宋汉崴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