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奴化教育下，莫怪科技太無情      
作者：宋漢崴　整理 攝影：陳應欽 2004.10 ／遠見雜誌第220期      十九世紀中期，歐洲實證主義哲學興起，加上工業化促使個人儘早專業分工，雖然是一個正面的考量，但顯然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就發現如此的教育、人才培育系統出了很大的問題，缺乏跨領域的瞭解，遇到瓶頸會走不出去。      
歐洲對此始終有反省的聲音，畢竟他們有長久的文藝復興背景，對人文的要求相對比較高。

  所謂人文的要求就是「全人教育」，儒家治學的基礎也是一樣，即是「至廣大而盡精微」的概念。

  回頭看台灣戰後教育，會讓我們憂心分工、分科的專業教育體制，是否缺乏了全面的人文考量？更嚴重的問題則是，升學主義導向也許才是目前產業困境背後的癥結。

  用比較嚴重的說法，就是「奴化」。

  不僅是科技界缺乏人文素養，我講一句很重的話，美術系的學生也都缺乏人文素養。他們只知道畫畫，認為繪畫只是技法。

  達文西那時候繪畫是因為他關心這個世界，一旦不關心的話，就不知道要畫什麼。假設一年三十名的美術系學生，往後留在繪畫上的卻不超過三名，教育資源浪費得很驚人，發生在美術系，一樣也會發生在哲學系、物理系……。

  今天科技界開始重視人文素養，是反映了教育體制一向以升學、學歷是問的現象。

人是最可貴的知識
  台灣已經不在意「人」，在知識裡人是最可貴的，結果我們是分數最可貴、學分最可貴，人根本不可貴。

  七、八年前，畢卡索的作品來台展出，知名電子企業邀請我去演講，我要求早點到，與員工同在員工餐廳吃飯，希望能藉此瞭解該企業以及所謂的「科技新貴」。

  進到餐廳的時候我很震驚，每個人的穿著都像是制服，掛著識別證，而且非常年輕，這是大學剛畢業的精英青年，前途無限；然後我開始觀察他們的表情、拿餐盤領菜的樣子，幾乎都是模式化的動作。

  我很難過，因為最好企業的員工應該是活潑、有生命力，而不是一頭納入體系，而消失了自己，如果真是這樣，企業的創造力應該是有限。

  演講前半段，講台下的人幾乎沒有表情，之後我把畢卡索生命中叛逆、真實人性的層面帶入，他們的表情就慢慢有了變化。然後我告訴他們，「你們都是一個作品，比所有畢卡索的作品都更可貴！」

美，看不見的競爭力
  科技人也許從小學就開始競爭，卻忽略了美是看不見的競爭力；台灣生命力將來是不是在國際的舞台上還有競爭力，就端看能不能跨越過去制式的代工模式，而能夠跨越到創造性，這是台灣企業轉型非常重要的部分。

  談創造，何嘗容易，不敢越雷池一步是毫無創造道理可言。這又要回歸教育體制來看，從幼兒到成人教育都是，當國內兒童學鋼琴、美術、小提琴的比例不遜色於世界上一流國家，為什麼卻出不來一流人才？

  現在學美術、音樂已成了制式，有句話說「學音樂的小孩不會變壞」，可是不會變壞，也許也不知道什麼是好呢！因為生命是在很複雜的狀況下成長；有殘酷，所以知道什麼叫慈悲，有沈迷和墮落，也因此知道聖潔和善良，一個小孩單純得像溫室花朵，也就沒有創造力。

  七○年代我認識了傅聰，他四、五歲開始彈鋼琴，同時背誦唐詩宋詞，傅聰說他彈貝多芬時揣摩李白的心境，彈莫札特則思忖王維的詩詞，傅聰在西洋音樂地位如此重要，有他的道理。

  因此單獨說科技上沒有人文，其實不公平，我大膽地說連藝術也沒有人文；繪畫的人不讀小說，習樂的人不看畫展，文學書寫的人不聽音樂，怎能互通交流？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偉大的創造，然而在宗教學、對巴哈音樂的瞭解，愛因斯坦都有驚人的造詣，這即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斤斤計較的教育體制，只是把生命潛能耗費在一個地方，應該要更突破。目的性會讓人文無法真正張開，是最大致命傷，長久生命潛能要開發的東西就沒有了。

  科技界比較明顯，因為科學園區本身設計就十分短視，當初希望借重返國人才為台灣創造經濟奇蹟，結果七萬多個人集中在一起，卻沒有考慮到他們可能要聽音樂、要看書、要看畫展……。

  我嚇了一跳，怎麼會這樣設計呢？難道他們是機器嗎？機械性的工作，難道不會快速疲乏嗎？果然現在發生了這樣的問題，而他們顯然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人要知道愛與恨，要有感覺，我現在與科學園區保持密切的關係，甚至在IC之音主持節目，因為我知道心靈的「硬化」很恐怖，「柔軟」才會有智慧、有感覺，才會恢復人的創造力。

  如今科技界開始強化自身藝文素養，這是好事，因為所有事物都有發展的步驟，至少比過去完全不關心進步得多，不過我希望能進步得快一點；也許這些素養被視為訓練，是有目的的，但康德說，「美是無目的的快樂」，這是一種大創造，莊子也說，「無用之用方為大用」，有一天企業就會思考莊子的說法，也會從目的性中釋放出來，才可以天馬行空地與自己賽跑。（宋漢崴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