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引用 ii810638 于 2010-06-29 14:12 发表的 :


照我的了解，庭前准备程序法官与当事人间有很大的弹性空间，既然被告已经对真实性有大大怀疑，当然对于能不能成为证据已严重动摇，未通知造成白勘验一场。


成为证据之后，才开始证明力之考量。(能成为证据的东西并不代表就很有证明力)

证据能力 不是 证据证明力



证据能力不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东西吗？
证据只有具备真实性才能成为证据。请参考:
http://bbs.mychat.to/reads.php?tid=870748&page=2

吸低吸低，我的想法就是说，证据能力就是是否具有资格可以背当作证据，至于具备有证据资格后，那在来讨论在本案之中该项物件的证明力，这是我知道低。(不然伪造文书案拿出一把沾血凶刀......)

但是，法定证据能力不是就像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吗？一但逾越了就失去证据能力了。
我的问题就出在大大的一句话：证据能力大大的降低

(这就是我说的可以裁量吗？)

下面是引用 ii810638 于 2010-06-29 14:27 发表的 :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构成要件就完全采客观理论了，主观上的知与欲可以省略掉。
刑法三段论变成：
1.构成要件该当性：主观+客观 → 主观+客观
2.违法性
3.有责性

题外话，请问上面删除主观的效果"主观"要怎么用？有特殊的字型设计吗？

其实这无关证据能力的问题！而是证据能力判断”程序”上的瑕疵，
就算该证据有证据能力也不得剥夺律师的在场权！！

下面是引用 q8791042 于 2010-06-29 19:18 发表的 :
其实这无关证据能力的问题！而是证据能力判断”程序”上的瑕疵，
就算该证据有证据能力也不得剥夺律师的在场权！！

下午回答到一半竟然停电.......


我的见解是，本题因为这种程序瑕疵，所以大多是不能成为证据。


但是能不能证据还是要作一综合考量，假如鉴定结果非常非常确定，经过如李昌钰等享誉国际的专家鉴定具结，且是用严格科学证明，真实性无庸置疑，而且又无其他明显证据参考，我认为是可以当成证据来使用。


所以刑事诉讼规定常用得或应两个字。


刑事诉讼常常，原则是这样，但是例外特别情况也不能排除。


律师的在场权是对于诉讼被告很重要的防御权利，但是未必就不能克服，用一个更有理由的理由就可以盖过这个缺乏理由的理由，因此形诉常常说要在法官作一综合评量后作出决定才是结果，审判前的决定证据能力与审判中决定证据证明力皆如此。


所以我前面回答才很保守说是证据能力大大减低，实际情况还是要针对不同案例作综合考量。





我的见解是证据能力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只能知道大致上的分界，但是绝对看不到那条线，看得到才有鬼。

下面是引用 sommerbrisen 于 2010-06-29 16:00 发表的 :


吸低吸低，我的想法就是说，证据能力就是是否具有资格可以背当作证据，至于具备有证据资格后，那在来讨论在本案之中该项物件的证明力，这是我知道低。(不然伪造文书案拿出一把沾血凶刀......)

但是，法定证据能力不是就像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吗？一但逾越了就失去证据能力了。
我的问题就出在大大的一句话：证据能力大大的降低

(这就是我说的可以裁量吗？)

分享一篇文章：日本法官的鞠躬道歉◎吴景钦


2010-03-30 联合报
吴景钦／真理大学财经法律系助理教授

三月廿六日，日本宇都宫地方法院为缠讼多年的足利事件，画下休止符，审判长在宣判无罪的同时，向被告深深一鞠躬，并道歉，为了这句话，被告足足等了十七年半。

一九九○年五月十二日，日本足利市发生儿童失踪事件，隔日清晨，被发现陈尸于附近的河川边，而在被害者的衣服上发现有体毛与体液斑，由于无目击者，因此警方将矛头指向死者所就读的幼稚园司机，即当时四十三岁的菅家身上，并为ＤＮＡ鉴定，由于当时ＤＮＡ的比对技术刚刚萌芽，日本科学警察研究所在鉴定报告中，虽确认被告与行为人为同一，但亦记载准确率仅为千分之一点二。

而在仅掌握ＤＮＡ鉴定报告下，警察为规避律师辩护，强制将菅家带往警局，并以疲劳轰炸的询问方式，不断的恐吓菅家，并声称警方已掌握充足证据，若不自白，必然会被判死刑。菅家在无助、无奈与惊恐下为自白，而警方早已在媒体等待与期盼下宣布破案，被告也从此失去自由，并于二千年七月在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后确定。

全案虽经确定，但在日本律师界奔走下，终在二○○九年六月获得再审裁定，其关键是ＤＮＡ比对技术的进步，而足以排除当时的鉴定，当初被认为牢不可破的所谓罪证，也被重新检视，如被告四十三岁未婚且独居，竟也成为其有恋童倾向的辅助证据，既可笑，更可悲。

PS:我国也一样，基于办案压力，时间一拖久，不该为证据的都变成证据。所以我一开始学刑事诉讼法的观念没学错，「证据是相对性的」，可以用一个更有理由的理由，来盖过缺乏理由的理由!!!!
回想民国六十七年，三位第一银行的职员，因押汇的问题，而遭检察官以贪污罪起诉，缠讼达卅年，历经史无前例的更十二审，最后虽经无罪判决确定，但在声请冤狱赔偿时，有两位职员竟被以「确有误导」检方羁押为由，而遭司法院否决，还得声请释宪，大法官虽已做出释字第六七○号解释加以否定，算是还给被告一个公道，但我们要问，是谁造成如此的结果？是调查员、检察官、还是法官？在参与司法人员不少的责任分散下，恐变成无人必须为此负责的窘境。

日本司法人员很有勇气，向被告承认错误，即便伤害已无法挽回，但仍值得肯定。若类似状况在我国发生，我们的司法人员也应有如此勇气承认并矫正错误，司法不会因此崩溃，反而使人民更佩服司法的道德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