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敢直面“組織者”。誰在幕後策劃了“1.23自焚事件”，當然是李洪志無疑；誰在具體組織“1.23自焚事件”？據當事弟子交待是劉雲芳、薜紅軍二人。具體“組織者”如何看待“1.23自焚事件”？是所有問題的關鍵，也是法*功無法回避的“鐵門檻”。組織者劉雲芳聽到法*功拋出“參與者不是法*功弟子”的說法時，深感上當受騙，她說：“法*功不承認我們7個自焚者是大法弟子。醒悟之前，聽到這個消息我很坦然，認為這是‘師父’的考驗。如今，醒悟後的我徹底認清了李洪志及法*功騙人害人的邪教本質，如果誰再說自焚者不是法*功弟子，讓他找我，我站出來作證”，從情感上將法*功的抵賴駁倒。另一名組織者薛紅軍說：“我們這些人都是普通的法*功弟子，經濟上是不寬裕，但如果當時不是對李洪志及其法*功的盲目輕信，別說是給10萬、15萬，就是給1000萬也不會去自焚呀？畢竟，生命是最重要的，命都沒有了，要那麼多錢有什麼用呀？”，從常識上把法*功的抵賴擊垮。法*功要想抵賴，劉雲芳、薜紅軍二人的觀點不能繞過，事到如今，可曾見法*功與劉雲芳等“組織者”對質？沒有，一直都沒有。是法*功不知道嗎？顯然不是，是它們根本不敢面對具體“組織者”，害怕更多的真相被曝光。連具體的“組織者”都不敢面對，這樣的抵賴能說服誰？ 

　　其次，不敢直面“受害者”。“1·23自焚事件”造成兩死三殘的嚴重後果，死亡者成為法*冤魂在陰槽地府中無聲地哭泣，倖存者用血與淚控訴著法*功慘絕人寰的罪惡，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特別是郝惠君等倖存者，既是“1.23自焚事件”的參與者，也是法*功罪惡的見證者，她們是最重要的“第一證人”。關於“1.23自焚事件”的真相，郝惠君認為是“護法”，“在法*功中間出現了到天安門廣場去護法的當時這種情況……去自焚就是最好高的境界了，也是舍盡了”；關於法*功的抵賴，郝惠君等認為是造謠，“附近的居民，我們學校的老師，都可以證明我是一個練法*功的，所以這種說法，純粹是造謠”；關於沉重教訓，郝惠君只希望癡迷弟子早醒悟，“那些修煉太深的法*功練習者，希望他們能夠趕快警醒過來，別在癡迷地走下去了，練這個功的最終結果就是害人害已害國家，我希望他們能夠懸崖勒馬，回頭是岸”等等。第一“見證人”帶有血淚的控訴，具有無可辯駁性。十三年來，法*功抵賴的招式不斷拋出，可有那一次面對了“1.23自焚事件”的“受害者”？不敢直面“受害者”的抵賴，又說明瞭什麼呢？ 

　　還有，不敢直面“調查者”。“1·23自焚事件”的發生，把法*功推到了風口浪尖，引來眾多媒體採訪報道，由調查還原事實真相，把深刻的教訓告訴世人。由於法*功聲稱國內媒體受中共控制，在此特舉與法*功主子關係密切的西方媒體調查結論為證，看看“第三者”的調查結論。法國路透社現場採訪“1·23自焚事件”的倖存者，並於2004年4月4日發佈《路透社記者親訪法*功自焚倖存者》一文，明確表示“三名燒傷的受害者都譴責法*功是邪教，呼籲反對法*功……王進東堅決否認他被政府收買操作這一事件的指控……至於我是不是一個法*功練習者，並不需要其他人來說。我為我的愚昧與盲信感到恥辱”；美聯社實地採訪後，也于2005年1月21日發表《天安門集體自焚案參與者接受媒體採訪》專刊，文中特別提到，“是法*功和李洪志毀了我（王進東）”。兩家的調查結論表明，李洪志一手策劃了“1.23自焚事件”，是幕後真正兇的元兇，參與自焚的弟子是最大的受害者。法*功既然抵賴，有必要對兩家媒體的調查做出回應。可是，人們並沒有看到法*功一篇回應文章、也未見法*功將兩家報道真相的媒體告上法庭、更沒有看到李洪志組織弟子前去“講真相”。這說明什麼？說明路透社等知名媒體點了法*功的“死穴”，法*功無可回應也不敢回應，只能裝作沒有看見。既然不敢直面“調查者”，這樣的抵賴恰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事實最有說服力，筆者的據實說話直指法*功的痛處，法*功若有不服，請拿出具體行動來。再次重申，組織者薜紅軍目前能夠找得到、郝惠君母女當前正在美國做恢復手術、路透社等媒體的調查文章仍有據可查……可是，法*功敢對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