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广伟@
进入６０年代，台湾社会开始走入转型时期。 而自１９６５年起的第四、五期四年经建计划，
使台湾经济进入了所谓的"起飞"时期。 随着这一变化，台湾的出版界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就是在这一时期，台湾出版业出现了"文星风云"，并由其开启"文库热"。
文星丛刊 一个过去默默无名的书店，以其所出版的一本杂志和一套丛书，
在台湾出版界划出了一个时代印记，它不仅在整个文化界、知识界激起波澜，
也开启了台湾出版业的新里程。 这个书店就是文星书店。 文星书店的创办人是萧孟能。
萧孟能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到台湾后于１９５２年在台北衡阳路口，租下了一个小摊，
创办了文星书店以其妻子朱婉坚为发行人。 书店最早是发售和影印西书，也出版一些少儿图书。
１９５７年又创办了《文星》杂志。 《文星》出版后，一直反映平平。 进入６０年代，
它也只稍有起色。 使《文星》成名天下的是青年学者李敖。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日，《文星》
发表了李敖的《老年人与棒子》一文，拉开了"中西文化论战"的序幕。
《文星》是这场论战的发源地及主要战场之一，也因此成为全台湾瞩目的焦点。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萧孟能决定出版《文星丛刊》。
１９６３年，《文星丛刊》第一辑１０种正式推出，每本１４元新台币。 书籍刚一上市，
立即受到热烈欢迎。 汇款单如雪片般飞至，书店要拿着大麻袋到邮局领款。
文星于是再接再厉，以每月１０种的速度出版《丛刊》。 截止到１９６８年，
在５年左右的时间里竟出版了３００余种书籍。 《文星丛刊》在６０年代的知识界、
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带动了丛书出版热潮。 "
《文星》囊括了几乎所有知名的作家和学人。年轻的知识分子亦几有人手一册的记录，
多少家庭的藏书，是成列而不是成本的"。 《文星丛刊》的成功有多方面因素，
首先是赖于《文星》杂志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文星》杂志是《文星丛刊》的旗帜。
其次，是作者与作品的选择。 《文星丛刊》的作者多是具真才实学在当时又较有影响的学者、
作家与翻译家，所出作品也均质量上乘。 以中国作者为例就有梁实秋的《秋室杂文》、
蒋匀田的《民主的理想与实践》、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胡适研究》、
聂华玲的《一朵小白花》、于梨华的《归》、《也是秋天》、余光中的《掌上雨》、
苏雪林的《秀峰夜话》、白先勇的《谪仙记》、叶珊的《灯船》，等等，
这样的作者与作品自然保证了丛书的水准。 《文星丛刊》走红后，
即有许多作者其中包括萧孟能的许多朋友向其投稿，
但萧孟能却始终坚持书稿质量不高坚决不出的标准，他也因此得罪了许多人。
此外，每辑内容的安排也很重要。 《文星丛刊》第一辑１０本书以中国作者为主，
第二辑则以外国着作为主。 中西书籍，既有代表性，又可相互照应。 这在中西文化论战时，
自然更受欢迎。 及时引进、符合时代潮流的编辑出版思想是《文星丛刊》成功的另一个要素。
萧孟能在丛刊的《出版缘起》中说，他出版这套丛刊是以英国企鹅、美国前导、
日本岩波等着名丛书为榜样；要出版价钱便宜，携带和保存都方便，符合"尽可能好的书，
尽可能低的钱"这一大原则。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星丛刊的开本。
丛刊一改过去沿袭的书籍版式，引进欧美正流行的４０开本口袋书，令整个出版界耳目一新，
４０开本书籍从此开始在台湾流行。
此外，文星还打破了台湾文艺书籍似乎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单本出版的习惯，使许多短篇小说、
新诗、散文、政论等皆结集出书。 自文星以后，中短篇小说、散文、
杂文等体裁就都成了出版界争相出版的目标。 文星的影响还迅速扩展到了台湾岛之外。
１９６５年５月的香港书展，台湾共有２２家出版社参加，参展的图书计有１７８０余种，
２７４００余册，而文星书店一家就占了２４５００余册，几乎占了总册数的９０％ 。
此结果令以香港为主要对外宣传视窗的国民党当局极为恼怒。 翌年香港书展期间，
国民党竟迟迟不许朱婉坚出境，直到书展结束的前一天；以至于朱婉坚只能参加闭幕式。
到第三年，当局干脆不许文星参加此书展了。 １９６５年底，《文星》杂志被查封；
１９６７年，李敖被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指令侦办并提起公诉；
此时的文星书店已是当局眼中的毒素发射源，如批李敖主将侯立朝所说，
"文星书店是毒气运作的总司令部和总根据地，尤之乎××的井冈山"；
"萧孟能和用黄梅调把台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应送到××岛，× ×町指关押与处决犯人的绿岛
与马场町，作者注去"。 翌年，文星书店终于也被勒令停业。 文库热 文星书店虽被停业，
但它带动的文库热却在持续。 《文星丛刊》之后又有《新潮文库》、《水牛文库》、
《新潮丛书》、《人人文库》、《三民文库》与《皇冠文库》等出版，
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星书店停业后，
《文星丛刊》的版权分别由张平的大林书店与刘绍唐的传记文学出版社购得。
大林出版社后又为彭诚晃的水牛出版社收购。 传记文学出版社则将其买到版权的《文星丛刊》
中的书籍，以《爱眉文库》名义出版。 １９６６年，原本是旧书店老板的张清吉创办了志文出版社。
出版社首先推出的是一套翻译书，这就是在台湾文学出版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潮文库》。
文库所选均为世界着名思想家、作家之作品或其传记，从尼采、卢骚卢梭、培根、罗素、
沙特萨特、史怀哲、佛洛德，到歌德、狄更斯、薄伽丘、赫塞、海明威、芥川龙之介、
三岛由纪夫，等等。 《新潮文库》的出版，给当时的知识界补充了重要的精神营养。
而各种世界文学名着的出版，无疑既丰富了读者的阅读，又促进了正方兴未艾的现代文艺创作。
继《新潮文库》之后，又先后推出了《新潮丛书》与《新潮大学丛书》。
《新潮丛书》专出中国作家作品，范围包括当时台湾着名的诗人、评论家郑愁予、叶维廉、
叶珊杨牧、夏济安等。 其中郑愁予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诗集的出版对台湾诗坛产生了
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夏济安则是当时最具实力的诗歌评论家，推出他的选集，
是向世人展示了此时台湾文艺理论的最高水准。 文星书店之后另一引人注目的出版社是水牛出版社。
和志文同年成立的水牛出版社，是由七个属牛的年轻人合伙成立的。
社长是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彭诚晃。 鉴于《文星丛刊》的成功，他决定出版《水牛文库》。
文星书店出版的王尚义的作品受欢迎，他们便以王尚义的另一作品《野鸽子的黄昏》来打第一炮。
果然，书一出版便成了畅销之作。 于是，水牛再接再厉又出版了王尚义的《野百合花》与
《深谷足音》，结果均大受欢迎。 之后，水牛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
东方白的《临死的基督》、林怀民的《变形虹》、林钟隆的《爱的花束》及《尼采》、
《流浪者之歌》、《浮士德》等译作，都引起不小的轰动。 水牛的书不仅在台湾被看好，
还销到了香港与新加坡。 文星书店结束时，
从书店成立便在此工作的林秉钦与郭震唐等几位朋友立即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仙人掌。
藉着在文星时的经验与关系，仙人掌出版社很快便出版了一系列畅销书，像叶珊杨牧的《非渡集》、
张晓风的《哭墙》、邵（人间）的《蚂蚁上床》、于梨华的《白驹集》等，
三年之内他们出版了３００多种书籍。 不仅如此，当时一些颇有名气的文学刊物如《现代文学》、
《文学季刊》、《创世纪》等也归入了仙人掌名下。 一时，仙人掌出版社令人刮目相看。
但好景不长，由于他们在经营策略上铸下大错在实力尚不强大时，计划一次出版３５本书等，
结果这只仙人掌只生长了三年多便凋谢了。
《三民文库》与《人人文库》分别出自台湾两家历史悠久的出版社-三民书局与台湾商务印书馆。
三民书局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成立于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０日，由刘振强、柯君钦创办。
 书局原本是台北市衡阳路上的一个小书店，除卖书外也曾从事西书翻印。
 １９５６年，三民成立了出版部。 使三民强大起来的是法律书籍。 进入６０年代，
三民的出版范围进一步扩大，除法律书籍外，又开始出版其他类大学参考书及经济类书籍。
由于经营得当，深得读者特别是大学生的欢迎。 书局由此成为一家颇具影响的出版社。
 《文星丛刊》出版后，三民书局也推出了自己的丛书-《三民文库》。 文库以梁若容、琦君、
张秀亚、林海音等人的作品为开端，后来又扩大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共出版了２００种，
成为此时的重要丛书之一。 三民此时出版的另一套重要丛书是古籍今译，包括《新译四书读本》、
《荀子读本》、《老子读本》、《庄子读本》与《古文观止》等。
７０年代，三民又设立了另一家出版公司-东大图书公司。
《人人文库》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编辑于１９６６年。 他在文库序言中说，
是仿制于英国的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 该文库是上述各文库中发行时间最久的一种。
到７０年代前后，几乎没有几家出版社继续采用４０开本图书时，它却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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