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廣偉@
進入６０年代，台灣社會開始走入轉型時期。 而自１９６５年起的第四、五期四年經建計劃，
使台灣經濟進入了所謂的"起飛"時期。 隨著這一變化，台灣的出版界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就是在這一時期，台灣出版業出現了"文星風雲"，並由其開啟"文庫熱"。
文星叢刊 一個過去默默無名的書店，以其所出版的一本雜誌和一套叢書，
在台灣出版界劃出了一個時代印記，它不僅在整個文化界、知識界激起波瀾，
也開啟了台灣出版業的新里程。 這個書店就是文星書店。 文星書店的創辦人是蕭孟能。
蕭孟能早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到台灣後於１９５２年在臺北衡陽路口，租下了一個小攤，
創辦了文星書店以其妻子朱婉堅為發行人。 書店最早是發售和影印西書，也出版一些少兒圖書。
１９５７年又創辦了《文星》雜誌。 《文星》出版後，一直反映平平。 進入６０年代，
它也只稍有起色。 使《文星》成名天下的是青年學者李敖。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日，《文星》
發表了李敖的《老年人與棒子》一文，拉開了"中西文化論戰"的序幕。
《文星》是這場論戰的發源地及主要戰場之一，也因此成為全台灣矚目的焦點。
就是在這一背景下，蕭孟能決定出版《文星叢刊》。
１９６３年，《文星叢刊》第一輯１０種正式推出，每本１４元新台幣。 書籍剛一上市，
立即受到熱烈歡迎。 匯款單如雪片般飛至，書店要拿著大麻袋到郵局領款。
文星於是再接再厲，以每月１０種的速度出版《叢刊》。 截止到１９６８年，
在５年左右的時間裡竟出版了３００餘種書籍。 《文星叢刊》在６０年代的知識界、
文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並帶動了叢書出版熱潮。 "
《文星》囊括了幾乎所有知名的作家和學人。年輕的知識分子亦幾有人手一冊的記錄，
多少家庭的藏書，是成列而不是成本的"。 《文星叢刊》的成功有多方面因素，
首先是賴於《文星》雜誌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可以說《文星》雜誌是《文星叢刊》的旗幟。
其次，是作者與作品的選擇。 《文星叢刊》的作者多是具真才實學在當時又較有影響的學者、
作家與翻譯家，所出作品也均質量上乘。 以中國作者為例就有梁實秋的《秋室雜文》、
蔣勻田的《民主的理想與實踐》、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胡適研究》、
聶華玲的《一朵小白花》、於梨華的《歸》、《也是秋天》、余光中的《掌上雨》、
蘇雪林的《秀峰夜話》、白先勇的《謫仙記》、葉珊的《燈船》，等等，
這樣的作者與作品自然保證了叢書的水準。 《文星叢刊》走紅後，
即有許多作者其中包括蕭孟能的許多朋友向其投稿，
但蕭孟能卻始終堅持書稿質量不高堅決不出的標準，他也因此得罪了許多人。
此外，每輯內容的安排也很重要。 《文星叢刊》第一輯１０本書以中國作者為主，
第二輯則以外國著作為主。 中西書籍，既有代表性，又可相互照應。 這在中西文化論戰時，
自然更受歡迎。 及時引進、符合時代潮流的編輯出版思想是《文星叢刊》成功的另一個要素。
蕭孟能在叢刊的《出版緣起》中說，他出版這套叢刊是以英國企鵝、美國前導、
日本岩波等著名叢書為榜樣；要出版價錢便宜，攜帶和保存都方便，符合"盡可能好的書，
盡可能低的錢"這一大原則。 除上述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文星叢刊的開本。
叢刊一改過去沿襲的書籍版式，引進歐美正流行的４０開本口袋書，令整個出版界耳目一新，
４０開本書籍從此開始在台灣流行。
此外，文星還打破了台灣文藝書籍似乎只有長篇小說才能單本出版的習慣，使許多短篇小說、
新詩、散文、政論等皆結集出書。 自文星以後，中短篇小說、散文、
雜文等體裁就都成了出版界爭相出版的目標。 文星的影響還迅速擴展到了台灣島之外。
１９６５年５月的香港書展，台灣共有２２家出版社參加，參展的圖書計有１７８０餘種，
２７４００餘冊，而文星書店一家就佔了２４５００餘冊，幾乎佔了總冊數的９０％ 。
此結果令以香港為主要對外宣傳視窗的國民黨當局極為惱怒。 翌年香港書展期間，
國民黨竟遲遲不許朱婉堅出境，直到書展結束的前一天；以至於朱婉堅只能參加閉幕式。
到第三年，當局乾脆不許文星參加此書展了。 １９６５年底，《文星》雜誌被查封；
１９６７年，李敖被台灣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指令偵辦並提起公訴；
此時的文星書店已是當局眼中的毒素發射源，如批李敖主將侯立朝所說，
"文星書店是毒氣運作的總司令部和總根據地，尤之乎××的井岡山"；
"蕭孟能和用黃梅調把臺北弄成'狂人城'的李翰祥都應送到××島，× ×町指關押與處決犯人的綠島
與馬場町，作者註去"。 翌年，文星書店終於也被勒令停業。 文庫熱 文星書店雖被停業，
但它帶動的文庫熱卻在持續。 《文星叢刊》之後又有《新潮文庫》、《水牛文庫》、
《新潮叢書》、《人人文庫》、《三民文庫》與《皇冠文庫》等出版，
並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文星書店停業後，
《文星叢刊》的版權分別由張平的大林書店與劉紹唐的傳記文學出版社購得。
大林出版社後又為彭誠晃的水牛出版社收購。 傳記文學出版社則將其買到版權的《文星叢刊》
中的書籍，以《愛眉文庫》名義出版。 １９６６年，原本是舊書店老闆的張清吉創辦了志文出版社。
出版社首先推出的是一套翻譯書，這就是在台灣文學出版中佔有重要地位的《新潮文庫》。
文庫所選均為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之作品或其傳記，從尼采、盧騷盧梭、培根、羅素、
沙特薩特、史懷哲、佛洛德，到歌德、狄更斯、薄伽丘、赫塞、海明威、芥川龍之介、
三島由紀夫，等等。 《新潮文庫》的出版，給當時的知識界補充了重要的精神營養。
而各種世界文學名著的出版，無疑既豐富了讀者的閱讀，又促進了正方興未艾的現代文藝創作。
繼《新潮文庫》之後，又先後推出了《新潮叢書》與《新潮大學叢書》。
《新潮叢書》專出中國作家作品，範圍包括當時台灣著名的詩人、評論家鄭愁予、葉維廉、
葉珊楊牧、夏濟安等。 其中鄭愁予是當時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其詩集的出版對台灣詩壇產生了
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夏濟安則是當時最具實力的詩歌評論家，推出他的選集，
是向世人展示了此時台灣文藝理論的最高水準。 文星書店之後另一引人注目的出版社是水牛出版社。
和志文同年成立的水牛出版社，是由七個屬牛的年輕人合夥成立的。
社長是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的彭誠晃。 鑑於《文星叢刊》的成功，他決定出版《水牛文庫》。
文星書店出版的王尚義的作品受歡迎，他們便以王尚義的另一作品《野鴿子的黃昏》來打第一炮。
果然，書一出版便成了暢銷之作。 於是，水牛再接再厲又出版了王尚義的《野百合花》與
《深谷足音》，結果均大受歡迎。 之後，水牛出版社先後出版了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
東方白的《臨死的基督》、林懷民的《變形虹》、林鍾隆的《愛的花束》及《尼采》、
《流浪者之歌》、《浮士德》等譯作，都引起不小的轟動。 水牛的書不僅在台灣被看好，
還銷到了香港與新加坡。 文星書店結束時，
從書店成立便在此工作的林秉欽與郭震唐等幾位朋友立即創辦了自己的出版社-仙人掌。
藉著在文星時的經驗與關係，仙人掌出版社很快便出版了一系列暢銷書，像葉珊楊牧的《非渡集》、
張曉風的《哭牆》、邵（人間）的《螞蟻上床》、於梨華的《白駒集》等，
三年之內他們出版了３００多種書籍。 不僅如此，當時一些頗有名氣的文學刊物如《現代文學》、
《文學季刊》、《創世紀》等也歸入了仙人掌名下。 一時，仙人掌出版社令人刮目相看。
但好景不長，由於他們在經營策略上鑄下大錯在實力尚不強大時，計劃一次出版３５本書等，
結果這只仙人掌只生長了三年多便凋謝了。
《三民文庫》與《人人文庫》分別出自台灣兩家歷史悠久的出版社-三民書局與台灣商務印書館。
三民書局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成立於１９５３年７月１０日，由劉振強、柯君欽創辦。
 書局原本是臺北市衡陽路上的一個小書店，除賣書外也曾從事西書翻印。
 １９５６年，三民成立了出版部。 使三民強大起來的是法律書籍。 進入６０年代，
三民的出版範圍進一步擴大，除法律書籍外，又開始出版其他類大學參考書及經濟類書籍。
由於經營得當，深得讀者特別是大學生的歡迎。 書局由此成為一家頗具影響的出版社。
 《文星叢刊》出版後，三民書局也推出了自己的叢書-《三民文庫》。 文庫以梁若容、琦君、
張秀亞、林海音等人的作品為開端，後來又擴大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共出版了２００種，
成為此時的重要叢書之一。 三民此時出版的另一套重要叢書是古籍今譯，包括《新譯四書讀本》、
《荀子讀本》、《老子讀本》、《莊子讀本》與《古文觀止》等。
７０年代，三民又設立了另一家出版公司-東大圖書公司。
《人人文庫》由台灣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編輯於１９６６年。 他在文庫序言中說，
是仿製於英國的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 該文庫是上述各文庫中發行時間最久的一種。
到７０年代前後，幾乎沒有幾家出版社繼續採用４０開本圖書時，它卻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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