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的交往约有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本文主要以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着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为参考资料，重点谈及明代时中日两国的关系。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就派使臣到日本、安南、占城、高丽四国「通知四夷君长」。当时日本在九州的征西将军宫怀良亲王见明国的国书中有：「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尔未闻，故兹诏示。」等傲慢词语，便拒绝接待。洪武二年，倭寇的骚扰日益猖獗骚，他们从山东南下，劫掠明、台、温等州，终于到达了福州。太祖为了根除倭患，曾数次派使臣赴日，但到了九州即被挡回。直至洪武四年，明使赵佚说明了自己非元朝使臣后，才得到宫怀良亲王的以礼相待。这次出使日本，明朝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派通译杨载，并送还了捕获的日本海盗、僧侣等十五人。宫怀良亲王大致了解了明朝的情况，随即派僧人出使明朝。在明代，中日两国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但交往只限于明朝和日本西府之间，也仅限于礼节性的。而且这种交往曾一度因燕王朱棣举兵进逼金陵，迫使惠帝出走，自即帝位而中断。明代时，中日交往密切起来，并建立具有实际意义的关系是在日本的足利幕府时代。足利义满致明成祖朱棣的国书开篇是这样的：「日本国王臣源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占地，无物不滋......」。
据木宫泰彦考证，这封国书出于圭密的手笔。圭密是个僧人，他的诗集《蕉坚稿》的跋文，是深受成祖信任的僧人道衍撰写的。圭密衷心崇拜明朝，因而才草拟出了这样的国书。木宫泰彦斥之谓：「足利义满竟不顾此，紊乱君臣之分，侮辱日本国体，真是荒谬绝伦了」。至于足利义满「竟不顾此」，真实的史由绝非只因圭密「衷心崇拜明朝」这样简单。不过日本足利幕府时代向明朝俯首称臣却是不争
的史实。
圭密一行出使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祖的国书中有：「用锡金印，世守尔服」的语言，并缔结了《永乐条约》（即《勘合贸易条约》）。明朝赐给了日本永乐年号的本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勘合底簿一扇。规定十年一贡，人限二百，船限二艘，不得携带武器，违者以盗寇论处。「
「用锡金印」一词值得注意。1404年足利义满时，明朝赐给日本国王金印，据〈荫凉轩日录〉（日）宽正六年六月十四日条中有如下一段记载：「遣明表上，盖有金印。因诵读之。别幅未列，当可盖金印也。金印作龟形......龟形金印光辉照人，斤量尤重，两手难以提捧，真国宝也」。


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中日之间缔结了贸易条约（《永乐条约》）。明朝为了区别日本的贸易船和倭寇船，中日之间约定了勘合和它的底簿，日贸易船开往中国都要携带勘合，以进贡为名，进行贸易。
有明一代，从1404年至1547年，中日勘合贸易大致可分为两期：第一期是根据足利义满与明朝缔结的《永乐条约》至足利义持公元1419年中断与明交往为止，凡十五年，日本派遣勘合船六次，明使到日本七次。中日间的勘合贸易本来是日本要用进贡的名义博得贸易的利益。而明朝方面以允许贸易为交换条件，要求日本主动禁止海盗。日本为了博得明朝的欢心，按照明朝的要求讨伐海盗。每次都把捕获的海盗头子送交明朝。对于到日本的明使，招待也很隆重。明朝方面也尽心迎合日本，凡有日使到达，必派招聘使送还。而明使回国时，日本也派使者送行。所以彼此使节，几乎年年不绝。尽管在《永乐条约》中规定十年一贡，但由于双方睦邻友好的关系，无视了条约的规定。
第二期是公元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了中日通好，派使使明，缔结了《宣德条约》至公元1547年足利义晴最后派遣明使为止，凡一百一十五年，日本派遣贸易船十一次，明使到日本一次。在次期间，日方只以获取贸易利益为满足，因而无视《宣德条约》，希望尽可能增加进贡的次数，人员和船只。也不像以前那样讨伐倭寇，把匪首解送明朝。按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的话说：「多少保存了日本的体面」。
明朝和前期相比也倾向于消极，只派遣过一次使者。因为顾虑如果拒绝对日交往，倭寇的侵扰会越发猖獗起来，只好勉强应付。因此每当日本使节到达明朝时
，便会被要求严守《宣德条约》。
在中日勘合贸易中，第一期的勘合船共为三十七艘，其中虽有大名和寺社船只，但明朝方面一慨看成是日本国王足利将军派遣的。而第二期时，幕府船极少，十一次总船只五十艘中，幕府船只有七艘，其余大都是大名和寺社船。
公元1404年，明使赵居任等到达日本的京都。这年的七月底，赵居任等回国。足利义满派日僧梵亮等送行，这就是第一次勘合贸易船。梵亮等于十一月到达北京，祝贺册立太子。当他们回国时，成祖派使者送行。这次使者，于次年到达日本，五月进京。明使所带的国书中，照例称义满为「日本国王源道义」，赞许义满对马、壹歧等海岛的海寇的禁止，并说应规戒人民，使之务农乐业。
送梵亮等回日本的明使一行人员，似乎是在这年八月启程回国的。因为义满曾在八月三日为了观看明朝船只而来到兵库。明使回国时，义满又派了使者，这便是第二次勘合贸易船。这次日使者在十一月到达北京，献出对马、壹歧的倭寇头子二十人。因此，成祖大悦，优待使者，派鸿胪寺少卿潘阳、中官王进等，以九章冕服等赐给义满，并把所献的倭寇头子二十人发还日本，让日本自行处理。日本使者返程到达宁波时，把这些头目用甑蒸死了。据《筹海围编》载：当时的铜甑尚存，炉灶的遗址在芦头堰。
1406年日本使者回国，成祖又派侍郎俞士杰送行。这行人在五月十九日到达九州。后于六月八日，又有六七艘船拢岸，可见这次规模是相当庞大的。不久，明使进入京都，于六月十一日在北山殿举行接见仪式。这次明朝国书中举出义满曾梦见太祖的故事，赞扬义满在梦寐之中还不忘对明朝的恭谨，并对义满发兵平定对马、壹歧的海盗，捕获他们的头目解送明朝表示嘉许。这次还封日本的苏阿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据说成祖还自制碑文，建在山上。
十月二十日，义满身着明朝官服与明使一同游览常在光院，欣赏红叶。当时日本南朝对足利义满受日本国王称号一事，提出责难：「日本虽小国，皇统相继，独立而为天下皇帝。人皇百会，代为夷国，不受王号。而今源道义代为武臣如斯，似彰日本耻辱于异朝乎。」
足利义满对此置若罔闻，但这种批判却深深地影响了足利义持。
公元1408年五月，足利义满死后，幕府遣使者圭密向明朝讣告，足利义持榇承袭大将军位。成祖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作成赠给义持的国书和祭文，派遣周全渝出使日本。足利义持已有与明朝断绝国交的意思，不愿见明使，但考虑到是吊唁先君的使者，只好免为其难接见了。
义持于次年的七月五日在北山殿接见了明使，仪式和前代相同。但在明使回国时，却由圭密转告了断交之意。
义持对明朝绝交，自然就不再讨伐海盗了。因此，当义满在世时曾一度销声匿迹的海盗又猖獗起来，滋扰东南沿海。
公元1417年，成祖趁着松门、金乡、平阳等地，把捕获的倭寇数十人解到北京的机会，派刑部员外郎吕渊为使，将其送还日本，藉以表示仁德，且致书晓谕义持。但义持拒绝接见明使，不准他们进京。嗯，
公元1419年六月二十日，吕渊又一次出使日本，进入博多，暂时逗留太宰府中，但是足利义持仍然不准他们进京，并派元戎西堂告谕。


自从公元1419年，足利义持拒绝明使以后，中日之间的交通断绝了十几年，直到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义教任将军时，日本才又派使者到达北京。这是因为明宣宗以四方外国都来朝贡，惟有日本久绝交通为憾。琉球王将此情告诉了日本，而日本也贪图中日贸易的利益，决定派遣天龙寺僧龙室道渊为正使，勘合船由幕府、大名、寺社等五艘船组成。于八月十九日从兵库出发，义教亲自到兵库送行。这次日本国书的署名仍然是「日本国王源道义」，并用明朝宣德年号。
宣宗看到义教使者大喜，尤其因为正使道渊原是宁波人，三十岁到日本，从博多圣福寺的宏书记出家，曾历住长门的安国寺和圣福寺。宣宗大为嘉许，特授给僧录司右觉仪之职，并颁发敕谕，令道渊回日本后主持天龙寺。道渊等回国时，宣宗以内官雷春，鸿胪寺少卿潘锡等一同携带国书出使日本，并送本字勘合一百道及日字勘合底簿一扇。明使一行人数多达五、六百人，分乘五艘船，加上日船共为十艘，舳舻相连，于公元1334年五月到达兵库，六月一日进入京都，住在六条法花堂。五日，在室町殿举行接见仪式。这次的仪式比起义满时代略为简约，，公卿二人迎至总门，接受明使国书时，焚香三拜跪坐。义教亲自迎至四足门，接受明朝国书时焚香两拜。到八月，明使从京都出发，起程回国。，这时义教又以恕中中誓为正使，派遣船只六艘同行，这便是第二次勘合船。直到足利义晴公元1547年以策彦周良为正使，派遣最后一次勘合船。关于这些勘合船的情况，日本柏原昌氏已有详尽的研究。木宫泰彦在所着的《中日交通史》中也列有一览表，在此不作赘述。
日本遣明勘合船的目的是为了贸易，但名义始终是进贡船。所以，明朝政府对待遣明使一行不同于普通商人，礼仪极为隆重、恳切。据《允澎入唐记》载，遣明船到达普陀山，在莲华洋停泊后，便有彩船百余艘，环绕使船前来欢迎，赠给酒、水、食物等。进抵沈家门后，又有官员们乘画船五十余艘吹角打鼓欢迎，接着就有巡检司派来的官船作向导，经由定海进入宁波，这几乎已成贯例。
中日勘合贸易的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进贡方物；二是附来货物。柏原昌引用《大明会典 给赐日本国》中的一段话：「正贡例不给价，正副使自进，并官收买，附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
木宫泰彦认为：「这里虽说『正贡例不给价』，实际上正贡也给价，除领赐物外还另外以钱钞给价。不过，我认为这里所说的『正贡例不给价』是说所贡物中的正贡，既以给了领赐物，就不再用钱钞给价了」。
足利将军进献明帝方物，总之不外是想获取明朝皇帝赠给的领赐物。这也就是利用外交上礼节进行的一种官方贸易。如《满济准后日记》永享六年六月五日条记载明朝的赠物说，装在六十个中国式大箱子里，堆积如山。不但如此，日本幕府并不满足于照例的领赐物，还希望得到特赐物，这种交涉往往获得成功。
在第二期中日勘合贸易中，第四次遣明使时，足利义政企图在领赐物以外，还要取得特赐物铜钱和书籍，公然令瑞溪周凤在附件上作了如下记载：「书籍、铜钱仰之上国，其来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达，以满所欲。书目见于左方。永乐年间多给铜钱，近无此举，故公库索然，何以利民，钦侍周急」。
这里所说的「永乐年间多给铜钱」，是指足利义满时，领赐物中有铜钱一事。明朝答应了这项要求，但正使天与清归国途中遭到大内氏的袭击，铜钱全部被夺去。所以在第五次遣明使时，义政又申述公库索然。明朝在领赐物以外，另给铜钱五万文。
「附来货物」是主要的贸易商品，名义上的附搭品，数量上却占了日本货物的大部分，主要是硫磺、粗炼铜、苏木、倭刀、枪支以及少量工艺品。

「中央之大国」，四方使臣来贡，是中国皇帝们的虚荣。明朝皇帝的这种矫情，从不曾使用强盛的军事力量去支持国家的对外交往，而是采用了出卖外贸利益为诱饵，以赢得中央大国的虚誉。日本足利幕府时代，很巧妙地利用了这点，获得了贸易以外的巨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