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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杂志3月15日出刊 作者：黄靖萱
娇小的身材、精明干练的袁晓芳（化名），在规模二百人的中小企业担任高阶主管，身上扛着七千万的营业额。最近儿子进了小学，袁晓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区买间离学区近的房子。
有天，房屋仲介打电话来，要他们去看一间四十坪大的公寓。仲介在他挂上电话前，赶紧提醒了一句，「记得带手电筒。」
那是一间三十年的老公寓，原屋主把隔间都打掉了，也没有水电，但一坪高达五十万，总价达二千万。袁晓芳关上手电筒，心也沉到了谷底。
袁晓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两人年薪加总近二百万，不论是从人口统计、还是收入统计看来，他们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会的菁英族群。但是，他们努力工作了十五年，面对三十年的老公寓却觉得如此遥不可及。袁晓芳不禁自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
世界的共同危机──美、日、英中产阶级蒸发
美国，向来强调努力就有希望，但是最近调查却发现，年收入两万五千到七万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但两万五千美元以下，和七万五千美元以上的两个族群都在增加，社会因中产阶级萎缩，而形成中间凹陷的「M」字型。
日本虽然贫富差距小，但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却是「下流社会」。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二十到三十四岁的年轻族群，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十年来掉了近十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一三．三％。
英国则出现「IPOD世代」（iPod generation），说的不是苹果电脑推出的当红「iPod」，是指年轻一代承受没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同时承担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及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四种压力，对人生丧失热情。
台湾也拉警报
实质薪资缩水、利率负成长、房价创历史新高，下流社会现象隐然浮现
可支配所得在台湾全社会中间二五％到七五％的家庭，他们所分配到的所得，在二○○一及二○○二年达到近年来的低点，即使近两年有缓步增加，但仍远不如整个一九九○年代的水准。
「现在就是生活愈来愈难，因为贫富差距不平均。我们特别恶化，中国的恶化好歹也是高经济成长换来的，我们没有成长，还陪着人家这样，说不过去，」立委暨台大财金系教授刘忆如说。
经济成长趋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薪资成长跟不上物价膨胀的速度。去年，受雇员工的平均薪资只有微幅成长一．三八％，但扣掉二．三％的物价成长率，大家的实质薪资其实在缩水，再加上利率负成长，财富难以累积，而房价却在这个时候，创下历史新高。
例如，近十年来，台北市平均房价增加二○％，现在正在历史高峰。但每户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却只成长一○％。而为了补填财政赤字的黑洞，政府近四年已变卖相当于九十个大安森林公园的土地。
三月初，对国内房市具重要指标意义的「信义联勤俱乐部」标售案，由新光人寿以平均每坪二七四万多元得标，创下国内住宅地价的最高天价，预估未来房屋建成后每坪售价将突破一百万，又是一座豪宅，把房价带到另一波新高点。
这一波波的豪宅，看在薪资所得阶级眼中，又是多虚幻。倒因为果的景气刺激政策，让人民苦不堪言。
一九八八年一波的房地产热，是由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牵动，但在经济成长只有四％的今天，房价为什么仍创下历史新高？追根究柢，因为政府对经济的着力点很弱。
政府期望借助房地产的活络，带动周边的效应，例如钢筋、水泥、玻璃、民生用品、家电等产业。
为了制造经济活络的假象，从二○○○年景气低迷开始，政府拨出低利房贷希望刺激买气，拨出的金额从三千两百亿到现在超过一兆元，加上银行推出的「百分百房贷」，人人看似买得起房子，却不知不觉将房价冲到一坪近三十万。
「这二、三年外在氛围都在鼓励买房子，贷款利率便宜，有些人是冲动性购买，像现金卡效应，好像不用什么钱就可以跨过购屋门槛。等到开始缴房贷后，才发现并不一定负担得起，」信义房屋协理张欣民说，「这是一个吊诡。」
张欣民认为，应该从经济成长来带动房地产，个人所得增加，大家有买房换房的意愿，带动房地产荣景，「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在支撑，现在这个有点虚。」
下一代为何痛苦
学历虚胖，又碰上全球化竞争，双面夹杀就业机会，年轻世代一入社会就出现希望差
已奠定既有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都有这么强烈的压力，原本应是「中产阶级储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则是自觉往下层流动。
「我觉得我不是中产阶级，」六十八年次，出国念硕士回来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说。她回到台湾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资三万出头，一星期七天几乎有做不完的工作，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社交生活，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顿晚饭。「我父母在他们三十岁之前，就已经结婚、买了房子、车子，我真的非常非常担心，我根本没办法在三十岁时，同时拥有这些。我想我也不可能给我的小孩，像我父母给我的这种生活，」一头卷发、看来总是笑嘻嘻的余佩芬，说起和上一代的比较，她也不禁皱眉担心。
「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资源，父母花了二百多万送我出国，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发展，我也没有不认真，也不奢侈，但为什么就是感觉做不到？」
主因来自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潮浪下，许多开发中国家及共产国家崩解，原本的三个世界并成一个世界，包括中国、印度的低技术、低薪资劳工大量释出，也将台湾卷入人力供需严重失调的潮流中。
其中光是电子五哥的外移，台湾至少就短缺了二十万个以上的工作。例如华硕在大陆的雇用人数约四万多人，而鸿海更是超过十万人。「台湾年轻人面对很大的压力，因为产业出走的背后是很多人来和他抢工作，」青辅会主委郑丽君说。
在国内，一方面产业出走、人力需求减少，一方面大学扩张，大学毕业生过度供给，双面夹杀大学生的就业机会。近年大学扩张，大专以上学历的学生，十年间从七十万人成长到近一百三十万，其中硕士生的成长率接近三○○％、博士生则成长超过一五○％，造成学历泡沫化，已无法垫高新世代的就业优势。
一九九五年，大专以上学历的失业人数仅有四万六千人，二○○四年，已超过十四万人，暴增三倍。相较全体失业人数，大专以上学历的失业人是在逆向攀高。
偏差价值观横行
既然年轻人拚命也抓不到机会，不如及时行乐，赚了就花，消费去
在一间大型金控公司的会议室里，挤满了新进的保险业务员，人资主管正在台上介绍公司的制度及业务员的福利。台下却有一张和别人兴奋表情呈对比的脸孔，他眯着眼，自顾自的想出了神，他此刻心里满是不服气，「我为什么会在这？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
事实上，他已经考了三年都没考上。因为近年来外交人员的名额缩减，而自政治、外交系所毕业的学生人数却大增，录取率从一四％，降到二○○四年只有三％。加上他在校期间的就学贷款，缓冲还钱的期限到了，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
即使顶着政治学硕士的学位，二十九岁的他一时仍找不到工作，只能勉强接受一个月基本薪资二万五千元的工作。他的梦，开始离他远去。
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台湾三十五岁以下的就业人口，十年来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来愈少，从一九九二年的四○％降到二○○四年只剩三○％。
这个时候，社会的价值观就转为选择立即的快乐──消费。
国策顾问、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萧新煌观察，当发生「钱不是那么好赚」的感觉时，人的心中就会出现一种心态：「反正钱不好赚，也存不了，干脆花掉算了，」所以反而会注意在消费。
「过去是因为机会太多，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个小时。」现在机会少了，干脆把钱拿去投资自己的文化、精神或物质生活，「但坏的一面是卡奴，」萧新煌说。
年轻人大胆消费，做了太多不负责任的选择，造就了包括卡奴、学贷族等社会问题。
这其实也是产业政策、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例如银行在企业客户外移下，只好将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费者身上。而过度扩张的大学教育，让使用就学贷款的人数及金额也不断膨胀。
令人担心的是，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机会及收入，到最后，这群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在还没有正式踏出社会，就选择了放弃。如此恶性循环，难保我们不会真的和日本一样堕入「下流社会」。
「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励消费，」中经院研究员吴惠林说，「为了追求经济成长，就要大家增加消费，这是非常大的迷思。」
吴惠林只好每次教课时，就不断向学生口苦婆心，希望大家能压抑对流行物质的欲望，回归原点检视自己真正的需要。包括消费及不断扩张的教育。
政府的立场，则应该帮台湾走出自己的产业政策，并结合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在保有工作、做好工作的同时，也能过好的生活，」郑丽君说，「还是鼓励年轻人要迎向挑战，不要停在那里抱怨。」
【心得感想】
一篇令人读完后.....心情沈重的一篇！
台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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