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來源：奇摩健康新聞 即使電子科技無遠弗屆，社會中仍有人能清醒地對新科技保持理性距離，他們關機或根本拒絕使用。前年苗栗科技大學引進國外的「關機運動」，算是集體反省的濫觴，參與者可以用電視遙控器換書回家看。
洪蘭／
省下時間 看更多的書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是資深「無電視族」，她四處演講，呼籲把看電視的時間省下，可以看更多書。
洪蘭說，這都要感謝當年那家彆腳的搬家公司。一九九二年她和曾志朗帶著孩子舉家由美返台，搬家公司卻把所有電視機、微波爐、碗盤，全都摔碎。自此，她家不再有電視，同時也體會「人只要有一隻碗、一雙筷子，也可以過活」的簡單哲學。
由認知專長，洪蘭更有拒絕電視的理由。她說，美國知名大學如史丹佛的研究，早證明臥室裡沒有電視的三年級學童，在語言能力的表現上要比有電視的小孩高。
她解釋，看電視是被動接受訊息，閱讀時卻是主動的神經活動，主動的認知才能形成記憶，才是有意義的學習。
除了電視，科技對人類生活的侵擾，也讓許多人在科技潮流中，寧願反其道而行：拒絕手機(新聞、網站、商品)，拒絕掛網（成天掛在網上）、關上即時通，對新科技更顯謹慎與主動選擇。
呂秉怡／
只用叩機 不想被打擾 在人手不只一支手機的年代，要找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只能打「叩機」（呼叫器）。這是呂秉怡的堅持，「我不想讓手機打擾我的生活」。
用呼叫器用了十三年，呂秉怡自嘲：最大的噩夢就是「有天中華電信會通知我：喂，呼叫器沒人用了，維修硬體不划算，您換用手機吧。」
呂秉怡說，一旦有了手機，不論走到天涯海角，總是會被找到，而且不時打斷手邊正在專心做的事；但叩機就溫柔多了，「可以選擇回電的時機，而且，回電之前可以先想想要怎麼說，喘口氣」。
無殼蝸牛運動召集人李幸長幾度哀求呂秉怡：「拜託，送你一支手機好不好。」呂秉怡不太好意思，弄了個手機，但只打不接，功能是省得找公共電話回電。
黃道琳／
力求簡單 不玩新把戲 翻譯「菊花與劍」的知名譯者黃道琳也是這類人物。他一年前終於接受手機，但只打不接。他一直覺得自己「可以不需要手機」，但後來發現，手機有時可以拿來對付「台北市很難停車」的問題，比如開車送東西給朋友，可以打手機請對方下樓取物，他省得找停車位。
他說，他一向對使用新科技「很落後」，總是朋友圈中最後一名，因為他的生活力求簡單。「手機應該是我最後一個使用的科技產品了吧。」黃道琳說，他年紀大啦，年過半百，不想再學新把戲。
唐諾、朱天心／
一字一字 堅持手工業 在網路時代，作家夫妻唐諾和朱天心幾乎和電腦絕緣，寫稿堅持「手工業」，仍是一字一字爬格子。
唐諾說，寫字是他思考的一部分，他寫稿修改得厲害，一修就重謄一次，每次重謄是思緒的釐清。一天大概就寫個三五百字，多的話，一千字；但第二天，仍重謄最後那三百字，「這樣思緒才連得上」。
唐諾說，寫字是他很大的樂趣，他並不排斥電腦，但他排斥視電腦為帶來美麗新世界的神話。
唐諾對上網十分節制，「我不瀏覽，不聊天」，看完消息，立即下線，因為「我本來就不是愛聊天的人」，不會因為面對電腦就突然轉了性。他也不用手機，因為「許多事不需要比別人更早知道」，生活中沒有大不了的急事，所以手機對他並不重要。
朱天心說，萬一朋友有急事，非得傳電子郵件找他們，只得寄給女兒謝海盟，女兒甘心成為收發秘書的條件就是「她玩線上遊戲(新聞、網站)時，我少念兩句」。
對科技工具的態度，其實反映了人的生活價值。唐諾說，他不用電腦、不用手機、不開車、不愛哈拉，其實是很一致的生活態度，都是因為不想給自己找麻煩。「不用電腦和上網，只要帶著筆和墨水，我就可以到咖啡廳寫稿，不被人找到。」
林萬億／
面對科技 保有主控權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面對科技，人類還是保有主控權，並不是只能被動等著被科技帶來的資訊焦慮淹沒，生活步調隨著科技工作團團轉，「關機、斷線」就是一種逃離與反抗，主動對抗因為科技引起的生活干擾，至少證明人面對科技還是保有一點主體性吧。
感想：
我想現代人面對電視，手機，電腦...等，都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能力吧?
有多少人能夠不看電視，不用電腦呢?
近來我也加入關機一族，發現不看電視並不會影響我們日常的生活，反而讓家中的氣氛更好。
電視真是科技中最害人的產品，它只單向的提供資訊，在盯著電視的同時，你沒有辦法將資訊內化為自己的東西。「內化」，我想很多人不懂，也只有將外來資訊內化，才能為己所用，否則都只是過目即忘。而且，腦子的思考能力也跟著下降，尤其對正在成長，腦皮質正在發育的小朋友危害最大。
洪蘭教授是國內腦神經認知研究的先驅和權威，對幼兒腦發育的研究很深入，她也因此長期成為「關機族」。希望國內這一群人能夠愈來愈多，讓我們的下一代免於被荼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