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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分享] 姓氏不明
《中外文学》二月号推出「分歧的意识」专辑，刊出了我的一首诗〈我的姓氏〉。这首诗写于九八年年末，是应专辑编辑全成兄之邀而写的，邀稿函大意是该刊将制作专辑，要我用诗来表现台湾岛上意识与认同的分歧状态。
这样的诗稿，是要用崩云来表诡谲、用乱石来写动荡，用诗来谈论现实议题，用文学来风喻政治，难写之极。我从一九八二年进入报界之后，文学与政治就像乱石崩云一样，难分难舍。在威权年代的检肃之中，写作以及编辑副刊，都带着高度的政治警觉，一方面警觉政治的窥觑文学，一方面也警觉文学的刺讽政治，犹如走钢索者，不时得衡量如何在检肃中潜行偷渡、在偷渡中提防检肃。但即使如此，还是有横遭检肃的时候，那些恶梦已经随着清晨化为无形；八七年解严之后，我由文学人转为新闻人，编报、撰写社论，政治成为正餐，文学犹若点心，在实际的政治观察中，更加了然台湾政治的综理一切，十二年来每周至少写一篇社论，未尝间断。这将近二个年代的历程，使我深刻体会到意识型态与认同问题在当代台湾的错综复杂，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况乎诗。
但是，我还是勉力把这首诗完成了；除了寄给《中外文学》，也在我的网站「向阳工坊」发表。以「我的姓氏」为题，我虚拟了叫做「A-Wu」的西拉雅平埔族人，一六二四年诞生于南台湾广阔的平野中，历经荷兰、明郑与大清统治，他的名字由呼音「A-Wu」一路被命名为「阿宇」、到被清帝赐姓「潘」名「亚宇」为止，除了父母所赐的「A-Wu」以外，其他的名字都是得自异族统治者。「A-Wu」童年时曾经迷路在麋鹿成群的的群山，目睹荷兰士兵进入台窝湾，十二岁时接受荷兰传教士教育，学习用罗马字拼音的西拉雅语阅读圣经；到了一六六二年三十八岁时，明郑来台，他开始拥有汉人的名，用于「番契」之上，以便让「我耕种的土地，我童年的记忆」都「纸一样被撕掉」；一六八四年，六十岁的老人「A-Wu」已经习惯使用河洛话，会查康熙字典，拥有皇帝御赐的「潘」姓，这时才搞清楚此际他叫「潘亚宇」，童年时叫「A-Wu」，壮年时叫「阿宇」，在油灯点亮的夜里。
命名的权力，不在「A-Wu」以及与他一样的族人的手中，导致的认同的失落与悲哀，即使到了「A-Wu」过世后三百年的今天依然存在，在这首诗的第四节，我用台湾人习俗的公妈厅来摆置，「A-Wu」来到「潘公亚宇」与其牵手「潘妈刘氏」的神主牌前，看到唐山装扮的他被挂在厅堂墙上，成为祖籍河南的来台开基祖；厅堂中子孙依序上香祭拜，年老的「潘亚宇」用他听不懂的日本话、中年的「阿宇」用他听不懂的中国话、年轻的「A-Wu」用他听不懂的番仔话﹝英文﹞，没有一个人使用他三百年来连梦中也没有忘掉过的西拉雅母语和他说话。
「这是我吗？」通过「A-Wu」三百年后的回忆与当下的疑惑，认同没有解答，意识继续分歧。台湾的集体回忆，依然像「A-Wu」诞生在这块岛屿之际野草高耸，尽管当年的麋鹿今已濒临绝迹，「A-Wu」继续迷路，在已经难以真确辨明﹝辩名﹞「我的姓氏」的大年代之中，认同就像回风吹过的干芒那样，灰白苦涩。
「这是我吗？」，三四百年后的台湾，这样的「姓氏不明」的困惑继续存在。我在完成这首诗虚拟的诗作之后，对于久无诗作的自己，能够顺利转化政治议题为文学征象，从「A-Wu」的生命史中隐喻当代台湾的政治乃至文化认同的不确定感，老实说有着雕虫小试的快感；从网路上的回应来看，似乎也诉说着这首诗的感应力量。但是今夜，在灯火渐暗的夜里，重读发表在《中外文学》的〈我的姓氏〉，我忽然感觉「A-Wu」仿佛就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处，问我：你写的是我吗？而不敢确定这样的书写，是在填补我自以为是的认同的隙缝？或者，是在强化隙缝的认同？在这野草高耸的历史与文化的群山之中，在文学与政治吊诡的对话文本之内，我何尝不也和「A-Wu」一样，姓氏，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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